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的繁荣与小说的突围

　　【摘要】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是文学的繁荣。小说是文学的主力军，尤其是长篇小说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发展的高峰。但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多为社会病垢，即使花大力气评选而刚出炉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难以为社会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要创作出最优秀的传世之作，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必须突围，要从性格刻画和性格批评提升到人格塑造和人格批评。从古代神话的“神格”，到当代小说的人格描述，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创作基础，现在是文化自觉的提升阶段了。
　　【关键词】文化繁荣；突围；人格塑造；神格；提升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37-4
　　当代小说的创作，在数量上不谓不繁荣，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近年来每年都达到数千部，但是这并没有构成当代文学真正繁荣的局面。近年来作家和批评家们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批评言辞颇为激烈，作家韩少功直批“当代文学病得不轻”，认为小说创作是整体的后退。批评家孟繁华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处于“守成”和“向后看”的状态，缺少“大说”的气度。批评家何西来批评一些作品丧失道德判断与要求，趣味低俗，欣赏残酷和人性之恶，把作品作为泄欲的工具。雷达直接指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缺失生命与灵魂，缺失精神价值，缺失精神超越，缺失原创性的创新。面对小说创作数量上的繁多，早在六年前李敬泽就认为中国一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出版，及格的不超过20部。陈俊涛也认为每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中，能够给历史留下记忆的不过10部。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代表国家最高文学荣誉的评奖，自开评以来，质疑与批评之声就没有断过，最典型的是洪治纲在1999年就针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和评奖本身，一口气提出了22个质疑。对获奖作品是否代表长篇小说的高峰、评奖的局限性、评奖机制的缺陷、“史诗性”的单一价值追求、对长篇小说创作缺乏促进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实他的结论就是一个：当代小说缺乏最优秀的作品。
　　小说创作为什么难以涌现优秀作品，难以出现大气的传世之作?当然，文学的真正繁荣要靠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要靠政治的昌明和适合文学生长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要靠文化的深厚积淀；也要靠作家生命的写作和灵魂的探求，靠作家价值的建树和精神的追求，靠作家孜孜不倦地对艺术的探寻和创新。但是，我们也要从小说创作方法和批评去思考，找到提升人物塑造的新方法和促进创作的新的批评方法。
　　当代小说的创作方法，长期滞留在人物性格刻画上；对小说的研究，也长期囿于人物性格和典型性格的批评上，小说理论—直滞后于创作，不能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我们知道，小说从神话发端，经历了神话与传奇的纯叙事，到人情化叙事，到以人物性格为主体辅之以环境描写和事件铺叙的三位一体叙事这三个阶段。小说要素三位一体的叙事，是自明清小说逐渐成熟起来的，近现代西方小说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强化了，人物性格刻画的主体地位。即使后现代的精神分析、意识流的加入，也没有动摇小说凸显人物性格的主体地位。
　　刘再复先生曾经力图突破小说创作的长期自我封闭状态，提出了“人物性格组合的二重原理”，他梳理了小说创作经历的故事化阶段、性格化阶段和内心世界审美化阶段的三个阶段，但是他对机械单一的性格刻画是不满意的。顺应时代的需求，他主张应该从人物丰富复杂的人性和内心世界来刻画人物，从而提出了“二重组合原理”，试图解决当时人物形象的单一和扁平的弊病。应当说这个原理的提出，对1980年以后的小说创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确实打破了单一性格的垄断，走进了小说人物性格和内心刻画丰富的画廊。但由于当时中国的人格心理学也才开始起步，文学对人的认识还缺乏理论指导的武器，因此刘再复的性格组合原理也不过是对性格论的改良或修补，对小说创作的指导也就很快偃旗息鼓了。
　　刘再复以后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小说人物创造的提升问题。葛红兵提出小说要对当代生活做整体判断，也就要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人生性质进行总体判断。王鸿生认为长篇小说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雷达更是明确主张出现一种“第四种叙事”，塑造乡村中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放眼世界的优秀小说作品，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不拘泥于人物的某一性格刻画，而是立足人的整体塑造和人性的全面把握。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保尔·海泽就主张小说要反映重大的人类命运；获奖作家伊弗·安德里奇认为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人和人性。
　　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语言和模仿来实现的。中华文化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构成，而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知行统一、道德完善和重天下道义，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
　　人格一词的基本含义，来自于西方人格心理学，又具有中国文化独立的意义。黄希庭教授认为人格是全部心理品质和形象品质的整合，包含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显的。人格是一个个体人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和社会性。从人格构成得知，性格不过是个体人的人格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以前长期用人的性格刻画来代替人物形象，用人格理论来检验，显然是不科学的和以点代面的。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理论体系，是在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下成型的，至今这些理论体系对我们创作中对社会人的认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它们的了解是必要的。
　　人类学家维克多·巴诺尔在《人格：文化的积淀》一书中，用许多民族文化的实例阐述了文化与人格的内在联系，认为人格不仅是生理性的，更是文化的产物，这就使人格形象的塑造具有了文化的深厚内蕴。中国的古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是中华文化对人格的感悟和在中华文化熏陶下涌现的人格形象典范，却坚实的存在。从治水的大禹到忧国忧民的屈原，以及狂傲不羁的诗仙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陶渊明；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争取民主自由不畏强权的闻一多、朱自清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格图谱，已经为小说人格塑造提供了原型和丰富的途径。小说的文化人格塑造，既有个体细节元素的细致精彩的描述，又有人格的整体呈现，是性格刻画所不能比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