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如何找准节奏 [找准你的节奏]

　　“如果家境好，几代不愁生计，而且孩子对文史哲艺真有兴趣，可以去学学。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是以谋稻粱为主要目标吧。”　　“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效率总是以目的论的，事实上，我们都是处在过程中，这是生活的本质。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它将你们纳入主流价值体系，这会影响你们的价值观念。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
　　这是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致词，致词在微博上广为流传，观者多有喝彩。然而，一位网名叫“太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在转发王安忆的这篇演讲时，狠狠地给了当头一棒：“没家底的毕业生最好别听这种空头文学家的论调，否则会‘死’得很惨。”
　　泼冷水总是不受欢迎，却也道出几分真相。这是一个文学凋敝、抒情话语日渐无力的时代。正如作家莫言关于微博的几句感受性评议引起的轩然大波那样，文学家们的个体经验往往并不合每一个人的时宜，他们的创作富矿倚赖的是过去的人生经历，与当下多有疏离和隔膜。让这一批“知青作家”来对热辣滚烫的当下发言，与其说他们透支“理想主义”的道义资源，不如说是乌托邦话语在时代的断裂处六神无主了。
　　王安忆曾经对80后“作家”这样“畏而远之”：“我也不敢对80后们发言，因为他们一个个骂起人来都挺厉害的。但是我想，这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在一板一眼、刻苦勤勉的王安忆那里，对鸿沟以外的世界保持沉默和距离，是她高贵的诚实。经典写作与粗制滥造是不可兼容的。
　　让王安忆感到“无能为力”的不只是80后，还有城市。王安忆自述：“我和城市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在王安忆看来，“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不是那么积极参加生活的。”在强悍的城市面前，王安忆承认，写作者是虚弱的，是被它改造的。
　　写作，是文学家们“蜗牛的壳”，他们背着它在城市里游荡，常躲避外面坚硬的世界。
　　在这个维度上，文学家们怂恿的理想主义，恐怕是无力的。又或者可以这么说，“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需要资本和有门槛，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复制的路径。
　　理科教授“太蔟”前不久曾掀起一场关于文史哲无用论的争议。他的表达很决绝，对一位毅然选择北大历史专业的女生，他怒斥“自作孽，不可活”、“文科傻妞”。除表达方式惊悚外，我并不认为其内容是危言耸听。中国的文史哲教育，不仅与理工科的科学通识教育脱钩，而且也与社会科学格格不入。如果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作基础，文史哲提供的是躲避和疏离现实的“虚弱世界”，“越读越傻”并不令人惊讶。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王安忆。更多的“文学天才”掀开来看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堪入目。
　　“如果家境好，几代不愁生计，而且孩子对文史哲艺真有兴趣，可以去学学。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是以谋稻粱为主要目标吧。”“太蔟”在“文史哲无用论”引发媒体争论后这样解释。文学、史学、哲学乃至艺术是一种贵族式的精神活动，它所能提供的，是人类的道德实践和审美实践，不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可怜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却以文学为致富捷径、为家庭里的摇钱树。如是景象，“文学天才们”早已亵渎了文学，“文学”也成为媒体炒作文化的梦工厂，道德和审美荡然无存。
　　兢兢业业的笨拙的王安忆们在巨无霸般的“文学梦工厂”面前，是“自惭形秽”、“关系紧张”的，理想主义在这里也是失魂落魄的。
　　“家境”是一个充满了出身不平等意味的词汇，理当令人憎恶和排斥。励志的说法是，除了应当被考量的外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常常对自己的内在条件显得毫不知情，对自我的“天才”发生误会才是最为尴尬和致命的。
　　在“致命的误会”面前，王安忆们、杨绛们鼓吹过的“不争”便显得迂腐而一厢情愿，远不如“硅谷最有权势女人之一”的谷歌前副总裁、雅虎现任CEO梅耶尔给年轻人们支的招实在可爱。作为工作狂，梅耶尔保持精力旺盛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找准你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