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维稳体制 [刚性维稳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2011年中国社会维稳形式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社会冲突的燃点降低，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向暴力骚乱方向发展；压力维稳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刚性维稳结构也更加固化，维稳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广东“乌坎事件”为典型代表。这些事件显现出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新的趋向：由自发松散趋向于组织严密，由单纯的追求自身利益趋向于社会骚乱。这些新趋向的出现一方面会给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公民意识增强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再一次证明维权才能维稳，政府应当正视和正确对待民众的合理诉求。
　　［关键词］刚性维稳；群体性事件；公众意识
　　［中图分类号］G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116-02
　　2011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加之势，且暴力程度在显著增强，显现出维权事件向社会泄愤事件及社会骚乱事件方向发展的趋势。农民、工人和市民的维权事件还是占据群体性事件的绝大多数。主要还是有关具体利益的争议，只是在诉求方式上有所变化。其中，农村问题仍然以土地问题为主，但这种诉求往往又会引发村务公开和民主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例如，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发生于广东省汕尾市的“乌坎事件”堪称我国近年来影响最大的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与以往群体性事件有所不同，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向。探究这些新趋向，对于我们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以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势
　　（一）由自发松散趋向于组织严密
　　我国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属于自发松散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快速上升之势，其大部分表现为一种非阶层、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利益冲突的不断升级，社会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出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严密型的趋势。以“乌坎事件”为例，由于农民集体土地被当地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在村民代表过去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村民与地方（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从整个事件发生经过来看，该事件主要指向村内矛盾，大部分村民的诉求主要指向村内的经济问题，村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但最终却因为公权力的不作为而发生了针对公安机关和政府的暴力行为。从维权事件向暴力事件的转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性问题。
　　（二）由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趋向于社会骚乱
　　一旦对公权机关失去信心，就会突破维权事件的理性底线，在维权过程中发生暴力行为而转化为社会泄愤事件，而社会泄愤事件又在向社会骚乱事件发展。与几年前瓮安和石首等社会泄愤事件相比较，某些事件从起初只针对公权力和侵权者发展到祸及无辜，具有明显的社会骚乱性质，有些事件还加剧了原住居民与流动人员的对立。这其中以广东“潮州事件”、“新塘事件”，浙江“湖州事件”较为典型。
　　二、刚性维稳态势的形成
　　由于压力维稳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刚性维稳结构更加固化，维稳成本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面对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执政者加强了维稳力度，压力维稳的方式进一步强化，维稳成本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总体来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稳定呈现出一种刚性稳定结构。这种刚性稳定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以社会绝对安全围管制目标，以压力维稳为运行机制。这就把一切抗议行为，例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社会群体性行为都被地方政府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刚性稳定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社会群体事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十分敏感，一旦出现群体事件，政府总是像消防员一样，先扑灭再说。这种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的维稳机制，在长期实践中慢慢演变成为现在的压力维稳态势。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做好源头预防，从源头上发现和解决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地方政府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这不仅导致政绩考核异化，而且维稳工作造就新的部门。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维稳成本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对稳定重要性的宣传，使得各地方政府都明确了必须保持稳定的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一以贯之，并成为共产党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获取民众认同的重要标准。这也致使很多官员将稳定视为一切，为了维稳不惜代价。许多地方的维稳工作介于政府维稳和民众维权的张力之中。在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高压态势之下，政府以“零上访”为目标，而公民在自身合法权利受损下不得不以各种非常规的方式冲破规则的限制。压力维稳与其相联系的刚性稳定结构严重影响了当前中国的执政方式和法制环境，对我国社会的治理状况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三、通过社会和政治改革，使“刚性维稳”转变为“韧性维稳”
　　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的得到改善”。如果要改变中国目前日益紧张的社会状况，就必须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建设民主和法制国家，创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环境。
　　解决目前压力维稳机制的存在问题，需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通过推进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社会公平方面
　　在社会公平方面，需要特别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底层知识分子和复员军人的问题。这些群体在生活当中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而这也将对我国未来的社会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得他们虽然在城里生活，但是无法获得城镇户口，只能暂居。也正应如此，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就无法同所在城镇居民一样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城镇居民的孩子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中绝大数没有能力购买城镇房屋，甚至连租房都是十分困难。在文化方面，虽然他们渴望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的文化生活，但是现实却是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无法获取，甚至遭受到各种歧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民主和平等意识。这使得他们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特别是户籍制度对他们是十分不公平的。也正因如此，让他们对社会的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有一种生来就被剥夺的感觉。
　　（二）注重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要真正维护社会稳定，就要适度地发挥网络所具有的独特特性和先天优势。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搭建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以往不曾有过的道路。而我国几亿网民就是未来建立公民社会最为坚实的基础。可以预想，会有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也正在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我国眼下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不仅需要树立科学的维稳思维，更要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这首先要突破简单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改变那些不计成本和后果，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的做法。走出这种思维定势需要新思维，可以具体为三句话：面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社会需要理智，执政者需要冷静与智慧。政府官员在对待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公平、公正、及时、合理地解决。坚决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达到主动“创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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