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秩五蒙学教育革新思想]革新技术比革新思想更重要

　　关键词：房秩五；蒙学；教育革新　　摘要：房秩五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其蒙学教育的宗旨，认为蒙学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并且尖锐地批判了传统蒙学教育的诸多积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革蒙学教育的具体措施：“蒙学的管理要整齐”；“课本的程度要相当”；“教授的法子要活泼”以及“教师的性情要平和”等。其蒙学教育革新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 G5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51706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晚号陟园老人，安徽枞阳人，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诞生于晚清动荡的年代，水深火热的生活处境和强烈的爱国热忱赋予了他要兴国强邦的时代责任感。［1］41房秩五早年曾襄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县学堂，兼任学长，后与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并负责教育栏目的编撰。民国初期，曾任安徽省教育总干事、安徽提学使署学务公所文案等职。1923年，辞官回乡，潜心办学，先后创办了浮山小学和浮山中学，自任董事长。房秩五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包罗甚广，家庭教育、蒙学教育、女子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皆有涉及。本文就他的蒙学教育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开通民智、救亡图存：蒙学教育的宗旨
　　19世纪末叶的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相继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深入，晚清政府日渐腐朽黑暗。“横流浩浩沉千古，残日阴阴覆九州。”［2］292在此国将不国，岌岌可危的乱世之秋，房秩五虽为一介书生，然一腔救国保种的热心不减。他时常与友人陈独秀、葛温仲、潘晋华等人纵谈时事，相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当丁同宣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学会，宣传革命时，房秩五闻讯也经常参加会议，时而登台演讲，情辞激昂，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国民愚昧麻木而不知自强自立，受先师吴汝纶“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等思想的影响，房秩五以为若要救国图存，强我中华，当务之急是启民智、兴教育，而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则在于蒙学教育的发展如何。因此，房秩五关于蒙学教育的所有思想均是建构在兴国强邦、启发民智的信念之上的。
　　房秩五乃晚清秀才，曾为塾师八年，对蒙学及蒙学教育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其蒙学教育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安徽俗话报》等有关蒙学教育的署名文章中，而“该报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3］41。他以白话为文，直陈教育时弊，问题发人深省，内容新鲜活泼，形式图文并茂，简易平实，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教育宗旨虽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彼时房秩五教育信念的真实写照。此宗旨在兼顾教育的个体与社会功能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教育的社会功用，具有浓郁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开通民智”，使人人皆有知识，皆有本领，皆能自食其力、丰衣足食，此谓教育之个体功能；“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此谓教育之社会功能。且“开通民智”和“救亡图存”二者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根本，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需要说明的是，因其时清廷敕令废科举，兴学堂，蒙学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儿童教育形式表面上遂告完结，但国力孱弱从而无法普遍建立小学堂，蒙学馆即临时扮演了新式小学堂的角色。房秩五生逢此时，深知这一改革举措对振兴我积弱之中华的决定性意义，故其虽表面上论蒙学，本意却旨在解决当时小学堂之教育难题。
　　蒙学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蒙学教育的作用
　　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蒙学教育宗旨，房秩五在评说蒙学教育作用时，最终总是复归到民族兴衰与国家强弱这一出发点上。他尝道，“近来有识见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蒙学又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4］22房秩五明确地将蒙学摆在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他的思维逻辑是沿着“国力强弱——学校教育——蒙学教育”这条线展开的。国力强盛则说明教育事业发达，而教育事业的成败则是由蒙学教育决定的。反言之，蒙学办得好，势必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发达的教育又会极大地促进国力的提升、国家的强盛。
　　房秩五之所以秉持蒙学“第一要紧”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的身心发展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奠基作用。他认为，“世间小孩子，勿论贫和富，都是我国家一个国民。若有一个小时先生教得不好，就坑害了一个国民。”［5］21-22换言之，教师现在教授的对象不仅仅是“小孩子”，也是将来要承担民族振兴大业的“国民”。一国之国民如若萎靡不振，愚昧不堪，又何来国家的强盛兴旺呢？在这里，房秩五将“小孩子”与“国民”挂上了钩，蒙学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便会油然而生，其重要性也就自不待言了。
　　不仅如此，房秩五还把中外学龄儿童的学识做了一番比较：国外的儿童懂得许多诸如天文、地理、政治、社会、教育等“普通的学问”，而中国的儿童只“学些无用的时文试帖”。“中国的古制无奈相沿既久，人心渐坏，这些制度都废掉了。”［4］22古今中外蒙学教育状况的鲜明对比，呈现出当时中国蒙学教育的颓废，这也更加坚定了房秩五改革和振兴蒙学教育的信念。也正因为如此，在不惑之年的他辞官返乡后，他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历尽艰辛、费尽周折，首先创办了浮山小学，而不是浮山中学。
　　由上可见，房秩五关于蒙学教育作用的阐发是完全建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蒙学教育宗旨之上的。国人只有重视蒙学教育的发展，方才能期待国民教育的发达，最终也才能迎来国家的强盛。他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顺应历史潮流，为复兴蒙学教育振臂高呼、摇旗呐喊，满腔热忱，可谓难能可贵。
　　旧蒙学是“地狱”，旧先生是“阎王”：对传统蒙学教育的批判
　　历史上传统的蒙学教育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本身就说明它具有某些优异的内在特质和必要的外在规定性。我们可以批判蒙学教育的弊病，但不能全盘否定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批判，最终达到“批判地继承”之目的。房秩五曾主要以村塾为例，详列了旧蒙学教育的三大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