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晚年落魄,一无粮票,二无户口】 张伯驹
张伯驹：生于官宦世家，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溥仪的族弟溥侗被人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下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结集《走出历史的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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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教育家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2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四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终也捐了出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用来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楼宇栋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十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四位大厨，但这样的生活落差好像并没有让张伯驹有多大困扰，“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他的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王世襄回忆。忆及父亲，女儿张传綵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手不经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之机而突然转变。1972年，患难之交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交代让周恩来总理解决此事。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待1978年平反，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了。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病房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
1995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6年将八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颂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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