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图片 并不是每一段青春都阳光灿烂

　　1979年，虚岁18岁的钱惠丽考入诸暨县越剧团。 　　当时的浙江，四人帮粉碎不久，文艺百废待兴，越剧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县里的大广播，每天放《红楼梦》、《碧玉簪》、《王老虎抢亲》。年轻女孩子能考上剧团，甚至比上大学还感觉荣耀。据钱惠丽回忆，她考诸暨越剧团们那年，小小的县城就有1000多个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2个，真正的百里挑一。
　　考试，钱惠丽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去剧团预试的时候是中午，诸暨人有睡午觉的习惯，面试她的只有一个老师，她唱了一段《红楼梦》的《焚稿》，又唱了一段紫鹃的《劝黛》。老师问会不会唱小生，她于是又从《那一日》开始唱起，一直唱到《金玉良缘》、《哭灵》――几乎一个人演了一遍《红楼梦》的经典。一下子，剧团里正在午睡的其他人全都跑了出来，相互打听‘刚才谁在唱？谁在唱？嗓子这么好！’”于没有任何异议，负责人立刻对钱惠丽说：“你，我们要了，就等着正式录取考试吧，如果接下来有别的越剧团来要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今天回忆起来，钱惠丽对当年自己的记忆力也表示惊奇：“那时候也没看过演出，就是听着大广播喇叭学，很多唱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竟然囫囵吞枣，也不会忘。”
　　1981年1月，钱惠丽进了诸暨越剧团的学员班。在很多回忆中，人们都会学生时代，同学间纯真的友情留恋万分，把它是视作人生中最美好的感情。然而，钱惠丽却很直率地说，事实其实并不向事后回忆得那么美好。“我们进学员班的时候都已经十七八岁的年纪了，也不能算小了，哪能都像说得那么天真？”诸暨地方不大，机会也少，年轻女孩子之间的争夺，也是极其激烈的。这一切，都让最不善于此道的钱惠丽痛苦不已。
　　然而，太过出色的自身条件，又让钱惠丽无处可逃地称为那些嫉妒的眼光的焦点。考入学习班，还没有开始正式集训，钱惠丽便开始被负责招生的老师带着到处跑。“她们把我当做样板。到了一个地方，面对来考试的考生，就说，惠丽，你唱一段，要唱到这个样子。”集训了不过半年的时间，1980年的七八月间，绍兴地区举行戏曲汇演。急于推新人的剧团领导就把钱惠丽那批学员带到了绍兴。“第一次演的是《哭灵》。”钱惠丽清楚地记得，她的第一次正式登台亮相，便是参加比赛。领导相当重视，局里的好多领导都陪着一起去。汇演正是盛夏，一次，局里的一位领导好心，买了一根冰棍给钱惠丽吃。没想到这件事被文化局局长知道了，将他一顿臭骂：“她是小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吗？万一把嗓子弄坏了，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也已经不小了，不过他总是把我当做小孩子看，一直也对我非常好。”提起这位戚局长，钱惠丽至今仍然是感激不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的爱才护苗，保护着当时性格倔强，又不通人情世故的钱惠丽一路成长。
　　在绍兴，一出《哭灵》让钱惠丽一炮走红，荣誉来得太突然，至今钱惠丽回忆起当时的演出来，依旧觉得有些好笑：“那时候完全凭的是天生条件好――扮相好看，嗓音又好。基本功？才学了半年，哪来的基本功？台步也走不像样。教我的老师也没有经验，不会扬长避短，《哭灵》最后，给我设计了一套八字型台步。结果要命了，我在台上一迈开步子，台下‘轰的’一下，全笑开了。我在台上还纳闷？他们为什么要笑？刚才不是唱得挺好吗？”
　　笑归笑，凭借着舞台处女秀《哭灵》，钱惠丽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项“学员演出优秀奖”。然后被绍兴地区推送参加浙江省戏曲汇演，和当时著名的青年演员张腊娇、王少楼等同台。在浙江，掌声、鲜花更是来得让人来不及招架。汇演结束时，浙江省省委书记亲自上台祝贺，点名表扬：“那个诸暨来的钱惠丽，演得很好。”大家把躲在一边的钱惠丽推到书记面前。《浙江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省委书记与钱惠丽握手的照片。
　　对于未满二十岁的钱惠丽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誉啊！年轻的钱惠丽也开心。然而回到诸暨，却发现“一切都变了”。剧团里的同学同事，看她的眼光都开始变得怪异，各种莫名其妙地挑拨也始终困扰着她。而就在那一年，对于她一生影响的极大的父亲患上了绝症，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还来不及笑，泪水已经流满了脸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钱惠丽开始对于荣誉有一种特别的谨慎。那是的她，还不知道老子说的“祸福相依”，却开始朦胧地觉得：在得到的同时，总是会伴随着失去些什么东西。
　　青年时代的遭遇，直接影响了钱惠丽对于荣誉的态度。后来，在大奖面前，钱惠丽总是显得沉默少言。甚至，1999年《舞台姐妹》获得多项殊荣的时候，钱惠丽一度躲避了所有的媒体采访，甚至把手机关机。“固然，我是不愿意被荣誉冲昏头脑，”钱惠丽显得很坦率，“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害怕荣誉会带来一些我不想看到的结果。其实，生活中的我其实并不善于和人交流，还有些优柔寡断。”
　　因为性格的原因，在诸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钱惠丽都觉得很痛苦。这痛苦一方面来自于同事敌意的眼光；而另一方面，来自于无休无止的演出，却看不到前进的目标。从浙江汇演回来以后，钱惠丽一跃而成当地的“明星”。当时的剧团演出大部分是下乡，一个诸暨越剧团分两个演出队，满足不同地区的需求。往往那些请不到钱惠丽的地方，就要“抗议”。而剧团协调的结果――就是让钱惠丽两处赶场子。太过频繁的演出，再好的嗓子也受不了，心疼钱惠丽的戏迷给她送来了白木耳、生鸡蛋，据说都是可以治嗓子的。而钱惠丽也是什么法子都试过――“我当时只是想，只要嗓子好，我什么都敢吃”。演出的疲劳还不是最重要的。最让钱惠丽焦急的，是看不到未来。因为市场好，那时的越剧团，和现在的生存环境，天差地别。“那时的越剧，真叫是火啊，走到哪里都是满座。”钱惠丽说，“因为不愁卖票，所以那时候排戏、演戏都很随意，反正演什么都有人喜欢嘛。艺术质量的确很不讲究。”日复一日的演出，却没有进步，钱惠丽觉得厌倦了，她开始渐渐觉得，面对舞台，自己无法激动起来。
　　被同伴们孤立的感觉、繁重的舞台演出、尤其是看不到前途的艺术跋涉。钱惠丽说：“如果不是1986年我在浙江人民大会堂演出时遇到周宝奎老师，如果不是周宝奎老把我带到上海，引荐给徐玉兰老师，我真的不敢想象，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回忆在诸暨的青年时代，那些真实的甜酸苦辣。毕竟，还有快乐的人，真诚的情。对与钱惠丽来说，一位是之前提到的那位文化局长，还有诸暨越剧团的书记，那个把才学了半年戏的钱惠丽带到绍兴的慈祥长者。此外，还有在《红楼梦》中演袭人的演员，那个台上台下无微不至照顾钱惠丽的“姐姐”。“到上海演出，她和我住一个房间，我每天的衣服，都是她主动替我洗的。”而这些真诚的感情，也成为照亮钱惠丽青年时代的依律珍贵的阳光。
　　虽然回忆往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钱惠丽却认为这很自然：“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不管成功的，或是不成功的，都会把他们的青春岁月形容得很美好。包括我们的艺术作品，有时候往往也是这样，似乎和青春沾边，变一定是阳光灿烂。其实不然，对于往事的追忆，很多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如果可以客观公平地看看现在的我们，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幸福。其实，人生道路上的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就拿我来说，今天的我，之所以可以能够豁达地面对各种问题――无论是赞誉还是苛责――也多少也得益于当年的磨砺。无论如何，我是幸运的，毕竟我的付出获得了回报。而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