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复调音乐创作的当代价值|复调音乐有哪些曲子

　　中国复调音乐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从“舶来”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而早期的复调创作实践促成了这一学科的独立并令它趋向成熟，它对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不可估量。
　　
　　复调音乐作为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的重要技术手法和思维方式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如果把这百年看作是一条时间长河的话，那么处于源头的早期复调创作实践，其滥觞之功是不可估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早期专业复调音乐创作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五四”时期开始到三十年代初期，代表音乐家有黄自、赵元任等。在这个阶段，随着西方专业音乐在中国的第一次输入，中国音乐开始出现了强烈的历史变革的要求，以黄自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专业音乐家率先将欧美等国的专业音乐理论和技法引入国门，并进行亲身创作实践。复调音乐也就是发轫于此期作曲家的习作与创作中。复调音乐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学习和借鉴欧美传统复调技术为主体，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性的民族化处理。这一阶段属于复调音乐在中国的滥觞时期。
　　第二阶段大致从三十年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代表作家有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丁善德、谭小麟、冼星海、江文也等。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从作曲家队伍、作品的数量，还是复调创作思路和技法特点上都有着明显的新发展。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学习借鉴欧美传统复调技法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拓宽：其一，以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为代表的一批长期扎根于本国生活土壤的作曲家，立足于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深入挖掘与提炼民间音乐素材，试图为中西方音乐的融合寻找出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在运用中国传统五声性音调的基础上，融入民间音乐中“鱼咬尾”式的呼应织体、旋律的自由加花变奏、对仗式乐句结构以及自然谐和的弱功能纵向音响构成等等，从而使西方那种句式严谨、学究气浓郁的传统复调音乐透露出东方音乐独有的柔美和典雅的审美情趣。其二，以马思聪、谭小麟、江文也、桑桐等为代表的一批留洋作曲家们把音乐“触角”延伸至西方现代音乐创作的新领域中，大胆引入二十世纪初期活跃于西方乐坛的各种新技法如十二音、兴德米特作曲法等，并结合本国音乐的具体实际进行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实践，开阔了复调音乐的发展空间。
　　作为兴德米特的弟子，谭小麟受他老师的影响很大。此外，丁善德、江文也等在传统复调音乐与现代技法如何结合的问题上都进行过辛勤的探索。这一时期属于中国复调音乐的探索时期。
　　早期的中国复调音乐创作历时三十余年，它的整个生长过程错综复杂、迂回曲折，其中充满着引进与抵制、模仿与创造、批判与借鉴等等的矛盾斗争。而早期音乐家们在解决这些矛盾过程中所进行的开创性实践指明了中国复调音乐的发展方向，它对当代复调音乐创作的影响漫长而又深远，其价值不可估量。概言之，这种影响及其价值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开拓了新的音乐思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思维与意识，是在它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思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①音乐也是一种思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的差异，每一个民族都历史地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思维性格和思维方式。在西方复调音乐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惯有的音乐思维方式是“单线型”的，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线性思维。当然，目前许多专家学者以强而有力的学术论据证实了我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合唱（劳动号子）、戏曲音乐、民间乐曲中――有着无比丰富的多声资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多声形态尚处于一种自在状态，未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西方高度发达的复调思维的介入，不但有助于考察、阐释和整理我国业已存在的多声因素，以使传统获得新的生命，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我国音乐创作固有的思维方式，使创作的表现手段大大地丰富、活跃。朱世瑞先生在《中国音乐中复调思维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复调技法的广泛运用，其意义不仅仅是使旋律声部多了几个，而是已经开始对中国音乐的创作、演奏、理论和公众的欣赏心理习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②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复调音乐思维在世界新音乐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法创新和风格演变可谓异彩纷呈。复调的陈述方式不仅成为各种体裁音乐作品，包括交响曲、管弦乐作品、室内乐、合唱创作中等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而且大量的独立复调作品和复调作品集的出现，特别是各种赋格形式――赋格段、赋格曲与赋格套曲的出现如陈铭志《序曲与赋格三首》、汪立三《他山集》、林华《司空图诗品曲解集注》、陈怡《第一交响曲》中的二重赋格，瞿小松《第一交响曲》中的大赋格等，形成了当代中国专业创作中美丽的风景。复调思维在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中已潜移默化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改变是一种质的飞跃。
　　其二，开创了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复调音乐发展道路。复调音乐，作为“舶来”艺术，在引进中国之初就十分注重与本土音乐文化的融合。可以说，对复调音乐民族化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实践，是中国复调音乐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复调创作在摇摆中前进、在前进中摇摆的发展轨迹的中轴线。早期第一代作曲家对复调音乐民族化的最初实践以及第二代作曲家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都说明了任何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如果不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所决定的民族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就难以在本土文化、本土艺术中保持长久的艺术生命。换言之，能否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也是舶来艺术能否在本土扎根成长的关键。放眼当代的复调音乐创作，随着时代的推移和音乐审美情趣的变化，复调思维不断向纵深演化，由此带来复调音乐外部形态与内部肌理本质性的变异与早期的复调写作已相去甚远。然而，寻找与中国本土传统音乐相融合的契合点仍是当代复调音乐创作的关键。如徐孟东先生为16位演奏家和三种人声吟诵而写的室内乐《惊梦》，此作品受苏联思想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解读而总结出的“复调型”艺术思维理论的启发。作曲家在这里显然追求的是一种统一于整体中的各平等成分之间的剥离与对抗，音色的分离成为最主要的对位线索，音响的密度、幅度以及清晰度的变化在作品中具有了一定主题的意义，不同器乐组之间、人声与人声之间、器乐与人声吟诵之间在速度、情绪、力度、调性、确定音高和非确定音高等等之间形成的对比，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线形对位已让位给了块与块、层与层、层与面以及面与面等织体间的对置，这是当代作品中复调思维的纵深化衍展。然而，作曲家采用我国古老剧种――昆曲中柔慢悠远的独特韵白，节奏顿挫疾徐、上声字上别致的“罕腔”（快慢不同的，由高向低的下滑腔调）唱法，以及隐含在器乐织体中的五声性音调无不明示“民族化”这一“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怀。
　　当今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作曲家如谭盾、陈其钢、瞿小松、何训田等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捕捉民族音乐元素的灵魂，进而在中西方音乐新一轮的对话中独树一帜。旅法作曲家陈其钢说：“中国音乐创作未来的出路，不在于哪位西方音乐‘权威’的决定，还在于中国音乐家自己。只有生长在这种传统音乐文化底蕴中的中国音乐家，结合西方的丰富的技法，才会形成将来的中国音乐丰收局面”。③
　　当然，民族风格的问题是一个极其深奥而宽泛的话题，也是一个相当漫长乃至永无止境的历程。周文中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华文艺》一文中指出：“只仅仅掺入一些东方演奏技术的音响或地域色彩的作品，虽然是中国人或亚洲人写的，但仍然是模仿别人的西方音乐……中国音乐的发展还需要更深入、更广泛地思考和努力。真正代表中国将来的音乐，必须体现出中西两方音乐文化的精髓，而且在思想、技术和表达上都要达到融会贯通，合并为一。”④中国音乐创作对本民族音乐的理解是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深化，如果说早期的复调音乐创作仅仅是停留在向民间音乐学习艺术表现技巧这一层面的话，那么当代音乐创作则逐步向由民族的文化心理、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等共同建构的民族风格方向位移。
　　其三，对外来文化开放性的吸纳，开辟了中国复调音乐多元性的发展空间。所谓的“开放性吸纳”，也就是指以宽泛的、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吸收“为我所用”的外来艺术精华。“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开路先锋们大胆引进与传播西欧传统的复调音乐，从而使这一外来艺术在中国音乐大地上开始扎根发芽。我国第二代作曲家们继承前辈的宝贵经验，继续以开放性的态度吸收二十世纪初风靡于西方乐坛的现代作曲观念。谭小麟的“兴氏理论”、桑桐的“十二音技法”不断地为中国复调音乐的发展输送新鲜的血液。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新生代作曲家正是在前辈们“开放性吸纳”精神的指引下，敏锐而大胆地引用与借鉴当前“为我所用”的一切世界优秀艺术成果。二十世纪活跃于世界乐坛的众多复调大师们（巴托克、萧斯塔科维奇、鲁托斯拉夫斯基、谢德林、里盖蒂、古拜杜莉娜等）的“真知灼见”都成为我国作曲家大力吸收的“甘露”。同时，这种吸纳与借鉴的“面”也在不断拓宽。鲁迅讲到：“拿来……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必须博采众长，取其所长。”⑤我国早期复调写作中对外国复调技法的借鉴还仅仅局限于欧洲古典时期。到五六十年代随着苏联复调理论体系的潜入，借鉴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七八十年代后，因中西音乐的对话与交流空前的热烈，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新潮音乐都是我们借鉴吸收的对象。
　　以上所提到的“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和“对外来文化广泛的吸纳”其实是互动互补、互促互进的。两者好比音乐艺术腾飞的双翼，缺一不可。当前，中国复调音乐在吸纳世界艺术营养、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推动复调艺术在民族化与现代化有机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提高艺术品位，强化艺术生命力。同时也看到，二十世纪西方复调音乐的复兴，是对历史创新性的复兴，“逆向”学习的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它孕育着新的无限生机。这也进一步启迪着中国当代作曲家在借鉴与批判中要更好地继承与发展本民族传统音乐中更为本质的潜在能量。二十一世纪被喻为是东方音乐崛起的世纪，中国深远的文化根脉以及植根于民间沃土中鲜活、丰富、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民族民间音乐，将给中国复调音乐创作提供极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不管是根植传统也好，还是开放吸纳也罢，音乐必须通过作曲家的个性化创作才能实现。而这种个性化的创作其实就是艺术家个人性格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而创作风格的形成无不与作曲家成长经历、生活时代以及审美意趣等紧密相连，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家生活在各种文化思潮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他们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形成中国早期作曲家锐意创新不断进取的共同的性格。他们对中国复调音乐的探索可以说是于荒漠中起步，并在摸索中艰难前行，为构筑中国复调音乐理想的家园可谓筚路蓝缕、矢志不渝。正是他们的这种艺术理想和信念，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勇攀艺术创作之高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②朱世瑞《中国音乐中复调思维的形成与发展》，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第2版。
　　③引自陈其钢于上海音乐学院关于“当代音乐作品展演”座谈中的发言。
　　④周文中《全球化与中华文艺》，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姜蕾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