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 [梁漱溟的“参与式”乡村发展教育思想与实践]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席卷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以培养新农民为总体目标，以人的发展为主体，实行“一面让他能参加，一面让他能改进”的“参与式”乡村发展教育，使之具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他是中国最早的“参与式”发展教育的先驱，对当前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以推动新农村建设仍具有启示性。
　　关键词：梁漱溟；“参与式”；农村发展；教育；思想；实践
　　作者简介：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G719.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3-0059-06
　　
　　梁漱溟（1893―1989），我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梁漱溟青年时代就以《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两部讲义，表现出对印度哲学、佛学方面的学术造诣，并能以西方哲学解说东方古代文化的蕴涵，而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1928年，梁漱溟到广东开始实践“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任《乡村月刊》主编，后又去河南担任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至1936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讲乡村建设理论，并在邹平等县进行实验，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他认为“中国是农村大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其实验步骤一是实施政教合一，建立乡农学校；二是推行社会改良，如禁烟、禁赌、放足、办合作社等；三是组织乡村自卫，维护社会治安，对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他在经济上的建设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建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其目标是“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建国后，梁漱溟是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仍然坚持着以往的基本思想和立场。对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并不完全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这些突出表现在1953年与毛泽东的争论和1974年为孔子所作的辩解中。1970年在全国政协学习小组发言，他不赞成把接班人林彪写进宪法；1978年3月在全国政协学习小组会上，他提出“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张。晚年，著有《人心与人生》和《中国──理性之国》。
　　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家，梁漱溟的原创性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化哲学上，而且体现在乡村建设理论上，“后者的重要性远大于前者”。{1}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邹平县乡村建设实验为样本，剖析梁漱溟把培养新农民作为总体目标，以人的发展为主体，采取“一面参加，一面改进”的“参与式”农村发展教育，培养农民社会革新能力的史实。
　　
　　一、乡村建设运动与梁漱溟的“村学、乡学、乡农校”
　　
　　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由教育开其端，最后，把各种乡村事业（政治、经济、教育等）加以综合，仍以教育为枢纽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被称之为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2}按费正清的说法，所谓“建设”大致也就是“发展”，是传统的公共事务在现代条件下的扩展。首先是教育，然后才有“发展”，“由一批接受过西式教育，关注乡村发展的知识分子发动和组织”的农村教育实验，{3}融职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这使20至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多种功能和不同的路径，发起和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社会团体，也有政府机关，还有慈善机构、大专院校、教会组织等。据统计，1934年，全国有600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1000多处从事实验。{4}参加者虽然彼此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互有联系，互相支持。从乡村教育的实践证明，他们“将职业教育推广到农村，是职业教育社会化的必然结果”。{5}
　　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部分，其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是力图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全面的改造。
　　以开展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最初萌芽于1904年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此后，斐以礼（JosephBaillie）创立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所进行的农村活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并引起了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等的合作，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的建设活动。{6}
　　黄炎培较早看到了职业教育走向乡村的重要性。1921年，他在《教育与职业》第25期《农业教育专号》上，发表了《〈农村教育〉弁言》一文，指出：
　　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乎？吾敢断言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7}
　　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会”在河北省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讲义里提到合作的理想，认为合作社将在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中起重要作用，并提到了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以及农民与政府合作等等。{8}
　　1926年，晏阳初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逐渐把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择河北省定县进行试验。1927年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进入30年代后形成高潮，相继出现了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省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进行的江苏徐公桥等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从事的各实验区等等，总计达千余处，其中尤以邹平和定县的实验区为典型。
　　梁漱溟1928年到广东开始实践“乡治”主张。1931年，在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县试点，废除了原来的7区157乡镇及各区乡镇公所，改划为14乡336村，相应设立村学和乡学。1933年邹平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之后，进一步开展了以乡村自治为中心，以设立村学、乡学为途径的县政改革。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县以下之地方行政改革实验：此包括行政制度之改革，及各项行政之讲求刷新，未举办者如何次第举办等”；二是“自县以下之地方自治推行实验：此包括各级地方自治之推行，以讫县自治之完成”。{9}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乡农学校”也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乡村农业学校，实质上是一种全员性的乡村社会组织。为发挥这种“团体”和“组织”的作用，梁漱溟要求全体学众遵守民主集中制和传统优秀伦理道德的原则；其主要领导者和办事人员则由民主推选产生，而且都要求德才兼备，热心于乡村建设事业；其职责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主要是办理本村、本乡的一切公共事务和上级政府交办的事务。实质上是一个教育与政治、经济混为一体的‘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机关和团体”。
　　乡农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乡农校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场所，这对于散漫而又无组织习惯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
　　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无法可设；单是我们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合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和在一起，想出办法或能合用也。{11}
　　梁漱溟说：“所谓地方自治，必须地方本身是一个团体组织，如一个村庄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团体，而且是有他‘自己’的团体组织。”{12}组建村学、乡学就是组建这种具有地方自治性质的团体组织，因为它们“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13}
　　梁漱溟认为办好这样的乡村组织其关键是“三个极力”：“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有力的参加”。{14}他强调：“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15}
　　
　　二、“参与式”乡村发展理论及其思想核心
　　
　　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在农村发展中，参与式就是让人民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和评估；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指出自身的需要，评估自身的资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组织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创造；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达到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16}
　　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伴随国际合作项目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引进”中国的，但它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在20世纪20、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一条全面改造乡村的道路，他们强调“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17}，尤其是在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流派：“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中，创造和广泛应用了这种理论与方法。
　　（一）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在于：强调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18}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把“人”的发展和“团体”的建设摆在了核心地位，他认定“人”是发展的主体。建设一个好的“团体”，要靠两种人，一是当地人的参与，二是外来者的帮助。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地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19}
　　梁漱溟还认为：中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两大缺乏：一大缺乏是团体组织；一大缺乏是科学技术”。要克服这两大缺乏，就“要从团体组织入手”。这一是因为“团体组织是人的本身的事情，人是主，科学是工具。从团体组织入手，才能引进科学技术”；{20}二是因为面对国际国内的严重压迫和天灾人祸的严重摧毁，“在知识短浅而又零散单弱的农人或农家有什么办法呢？非我们使他们发生公共观念，教他们大家合起来如何解决问题不可。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然后乡村才可以起死回生”。{21}
　　（二）利用外来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参与式发展理论把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视为落后地区的稀缺资源。获得这种稀缺资源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乡村地区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只有通过外来人才的帮助，才能够有机会利用外来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教员就是整个实验中的强大的社会行为者。{22}但是，当地的农民终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强调自主、尊重差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助，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以当地人为主，利用外部的人才资源，使两者结合，这就是“邹平实验”的精髓所在。乡农学校的教员是外来力量的代表，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寻求解决问题的技术与方法。乡农学校代表了一种新的教育，教员的责任兼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社会教育的内容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和社会建设事业。教员们随时与村民保持联系，注重社会活动，多与村民沟通、交流。
　　（三）培养新农民作为乡村教育的总体目标。梁漱溟把培养新农民作为乡村教育的总体目标，他指出：“抑农业教育之目的固在求一新农业社会之出现，即从此目的以为言，亦莫要于养成新农民”。{23}因此，他把培养目标指向农民的社会革新能力，他认为，新农民应具有“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的能力，也就是具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因此，他提出了重在培养改进社会能力的教育方针，这就是：
　　教育“不惟能适合此社会的生活，并且能从而改进之。必不可忘记的就是他（指学生）除了很有参加现社会的能力之外，还要有改进现社会的能力。在任何时候都要这样：一面让他能参加，一面让他能改进。此刻的中国教育，更应当着重第二层――能改进社会。……现在的农业技术、社会制度，一切一切都要改进的，我们不能迁就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参加现社会的话不能不放轻一点，改进现社会的话不能不放重一点。{24}
　　（四）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与“乡土知识”相结合。梁漱溟在邹平设立的村学和乡学，既是民众教育机构又是乡村行政机构，意在“用教育方法辅导人民自治”，通过教育唤起农民，进而开展乡村建设。他认为，这是“自下而上”的建设，要求政府在对农民的教育启迪过程中进行一种不急不躁、扎扎实实的工作，“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创见”，对乡村社会改善有损无益。如果民众中缺乏相应的主动精神，那么，任何一项重要的方案或任何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政府机构，最终都只能成为一个额外的负担。{25}这无非说明，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必须与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才能产生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梁说：
　　好法子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面是对问题顶亲切的乡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人，两面接头，两边逗合；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办法，经过切磋，经过陶炼，然后才能是一个合用的法子。这个法子，从其效用上说，因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从其切合实际问题上说，因其是经切磋陶炼的，一定能行的通。{26}
　　乡村居民不仅对改变贫困，发展经济有迫切愿望；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还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参与式发展理论要求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已有技术、技能的作用，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通过不断地进行谈判，通过依靠当地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与外来者的充分合作，在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达成妥协与共识，尊重差异、因地制宜，既找到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又促进了村民之间和村民与外来者的关系，达到“越作越有组织，越有组织越作”，使乡农学校成为一个“活”的组织。各乡农学校不必有相同的课程，“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27}
　　乡农校针对学众的需求，选择切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技术推广项目，设有不同的课程，“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养免、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他十分注意因地制宜，规定“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地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28}如在山区宜林的地方就组织大家造林，在产棉区，就“帮助他选用好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29}
　　
　　三、乡村发展教育让农民“自觉”合作
　　
　　教育农民树立合作的意识，努力引导农村经济走向合作化、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参与式”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梁漱溟称之为“自觉的‘合作’”。他说：“所谓经济进步，无非是生产技术与经营技术的进步，此种进步，均从小规模进于大规模，从零碎生产进于大批生产。这种情形，都是竞争的结果。……农业进步亦需要大规模的经营，与工业同。……农业既不能走竞争吞并的路，其经营复须相当的大规模，则舍农民同意的自觉的‘合作’，殆无他途。”{30}梁漱溟认为培养新农民的标尺是实现农民的“自觉”行动，而这种“自觉则需要由教育去启发。
　　（一）股份制。合作社具有一定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尤以信用合作社为突出。其股金按产缴纳，或按户缴纳，如邹平的棉花运销合作社规定，凡入社者，每30亩棉田缴纳股金1股，每超过10亩增加1股；蚕业、林业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规定，每个社员至少认购1股，最多不得超过20股，每股2元。到1936年，全县共有307个合作社，社员9157人，平均每社29.83人；缴纳股金共计14654元，平均每社47.73元，每人1.60元。其中的信用合作社48个，从1934年开始设立，到1936年时，社数从21个增至48个，增加了128.57%；社员人数从314人增至1059人，增加了237.26%；社均人数从14.96人增至22.06人，增加了47.46%；股金数从870元增至3807元，增加了337.59%；社均股金数从41.43元增至79.31元，增加了91.43%；人均股金数从2.77元增至3.59元，增加了29.60%。贷款数从6600元增至23626元，增加了257.97%；社均贷款数从314.29元增至492.21元，增加了56.61%；人均贷款数从21.02元增至22.31元，增加了6.14%。除了人均贷款数之外，信用合作社的成员规模、资金规模和经营规模都在较快地扩展。{31}
　　 邹平县的总社和联合会，统一安排棉花的种植和运销；蚕业产销合作社也组有联合社，具有与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同样的功能和作用；信用合作社和信用庄仓合作社，则有实验区所设的农村金融流通处给予资金支持。由于合作社有一定数量的社员，又有一定的社间联合，就增强了能力，有利于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正如梁漱溟所言：“农民散漫的时候，农业推广实不好做。乡村有了组织，大家聚合成一气，农业改良推广的工夫才好做。举凡品种的改良，病虫害的防除，水利工程，新农具的利用等等，一切莫不如是。”{32}
　　（二）产销联合。这类合作社主要有农产品运销合作社、农村工艺品产销合作社、生产供销合作社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运销合作社，它既组织和指导社员进行生产，又把社员和其他农民所生产的物品经过粗加工运往所需地区直接销售，使农产品的市场效益得到充分实现。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既是一种美棉的加工、运输和销售组织，也是一种美棉的种植和推广组织，还建立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系统。从组成情况来看，美棉运销合作社的社员和组织构成，不仅有从事运输和销售的人员和机构，而且有更多的从事种植和推广的人员和机构。它是在1932年开始推行美棉种植的基础上成立的，以219户第一批试种美棉的表证农家为社员，以村为范围组成15个合作社，后以各村的合作社为分社联合成立总社；到1934年，随着各村分社的增设，组织体制进行了调整，各村分社改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村级合作社，再由各村合作社组成联合会取代原先的总社；分社、村社和总社、联合会的任务各有侧重，前两者主要是进行棉花的种植，也兼及借款、收花和轧花，后两者主要是进行棉花的加工、运输和销售，也提供生产资金贷款和优良品种。{33}从业务范围来看，美棉运销合作社不仅从事运销，而且从事种植。它所从事的业务，总的来说是：“一面在谋社员经济收益的加增，同时兼助棉农生产技术的改良”。{34}
　　（三）生产和经营管理系统。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在生产方面，社员和各级合作社的办事机构各有分工，农家社员从事种植，各村社办事机构从事种植指导、产品收购和加工，总社或联合会办事机构从事运输和销售。还采用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生产方法，在种植上，由技术人员指导农民植棉，力求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加工上，采用机器轧棉，不仅总社设有1家轧花厂，各村分社也联合设立了1家轧花厂，共有动力轧花机25台，此外还有各分社社员个人用合作社贷款购置的人力轧花机123台。{35}在经营管理方面，建立了职责分明的各种办事机构，还设有棉花育种场、技术改进机关、轧花厂和仓库等。此外，蚕业产销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也建立了一定的经营管理体系，每社设正副理事、监事，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理事和监事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36}
　　（四）市场观念和效益追求。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在1932年开始成立时，其动机是为了帮助第一批试种美棉的农家推销产品，既重视产品质量，又追求经济效益。它除了以保证棉花的质量、适应市场需要为出发点指导社员种植棉花之外，还十分注意树立自己所售产品的优质品牌形象。1933年11月，它将所运销的美棉取样送请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检验，经上海商品检验局及申新纱厂试验，被鉴定为国产棉花之优级者；各收购厂商也一致称道其品质优良，“足敷42以上纱支纺织之用”，“各纱厂争购”不已，使棉花销量大增，售价亦随之上涨。在运销过程中，努力寻求与纺纱厂家或城市棉花商的直接销售，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争取获得较高的效益。它所运销的棉花，1932年时，改良美棉每百斤售价比当地棉花商的收购市价高出8.3元，普通美棉高出6.3元；1933年时高出3-4元；1934年时更要高出14元。{37}
　　梁漱溟把合作社作为农业经营技术的一种进步，企图通过教育让农民树立合作的思想，把中国传统的农家农业引上规模经营、大农业和农业工业化的道路。在实际行动上，邹平建立了蚕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机织合作社等，程度不同地走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邹平的“参与式”发展曾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仅良种棉、良种猪的推广，1932年-1934年，共推广优良棉种46364.5亩，增收棉花927280斤，折合现金92728-149080元；共推广良种猪12423头，可增产肉621150斤，现金99384元。{38}但上述各种合作社，无论从入社的售货员、资金或规模看都是很小的，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也是有限的，距离真正的企业化和市场化还很远。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企图通过教育唤醒民众的国民意识，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寻求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其主张虽然是属于改良主义性质的，但却是极有远见的。
　　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儒家传统的实践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失败恰恰由于自身的社会使命感太强，其精神遗产包括他所创造的“参与式”发展教育，仍然是今天农村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S.Alitto）指出的：“他的思想在当时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39}
　　
　　注释：
　　{1}顾红亮.梁漱溟的乡村概念与生活世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第46期.2006,1.
　　{2}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1986,3.
　　{3}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5.
　　{4}曾毓钊.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经过.载章元善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19.
　　{5}张惠芬,吴忠明.中国教育简史.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84,490.
　　{6}泰勒(J.R,Tayler).论中国的乡村运动.乡村建设第4卷第7-8期合刊.1934,10，11，35.
　　{7}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885,93.
　　{8}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206.
　　{9}梁漱溟.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计划绪言.乡村建设论文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4年,48.
　　{10}王炳照.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卷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98.
　　{11}梁漱溟全集卷2.�南：山�人民出版社.1990,35.
　　{12}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109～110.
　　{13}梁漱溟.村学乡学须知.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57.
　　{14}梁漱溟全集卷2.�南：山�人民出版社.1990,400.
　　{15}同上.350.
　　{16}李小云主编.谁是发展的主体.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22.
　　{17}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73.
　　{18}崔效辉.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参与式发展理论中的本土来源与贡献.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2月号总第11期.2003,2,28.
　　{19}梁漱溟全集卷2.�南：山�人民出版社.1990,351.
　　{20}梁漱溟.村学乡学释义.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卷5.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38.
　　{21}梁漱溟.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79.
　　{22}李小云著.参与式发展概论.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19.
　　{23}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105.
　　{24}梁漱溟.目前中国小学教育方针之商榷.马秋帆编.梁漱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07～208.
　　{25}梁漱溟.北游所见己略.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287-8.
　　{26}梁漱溟全集卷2.�南：山�人民出版社.1990,254.
　　{27}同上.356.
　　{28}同上.357.
　　{29}同上.356.
　　{30}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131～132.
　　{31}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五届概况报告第86页；邹平蚕业生产合作社第五届概况报告第14页；邹平林业生产合作社第四届概况报告第4～5页；邹平信用合作社第三届报告第17页.乡村建设第6卷第17～18期合刊.
　　{3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26.
　　{33}参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印.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二届概况报告.该院1933年版.第1,11～14、45页.于鲁溪.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四年来工作之回顾第5页.乡村建设第5卷第4期，1935,9,30.
　　{34}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印.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二届概况报告.6.
　　{35}于鲁溪.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四年来工作之回顾第6页.乡村建设第5卷第4期，1935,9,30.
　　{36}组织第14页.乡村建设第5卷第16～17期合刊.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四届概况报告专号.1936,5,1.参见各合作社、联合会的章程.乡村建设第6卷第17～18期合刊.
　　{37}于鲁溪.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四年来工作之回顾第6页.乡村建设第5卷第4期.
　　{38}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编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概览.1936,59.
　　{39}（美）艾恺（Guy S. Alitto）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淑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