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观 认为人生境界的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

　　【摘要】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观有着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求实入世的实用境界、血缘与宗法的依存境界、重义轻利的价值境界、居间中庸的折中境界,以期对现时期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境界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积极和消极的内容并存。要正确认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境界, 必须对之进行全面而理性的考察、分析。本文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论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境界。境界是一种状态,境界不仅可指客观外境的情状,亦可指主观内心的情状,是主客观统一的主体状态。传统思想的理想境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其作出阐述,以期对现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认识与现代转型具有参照作用。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历来崇尚整体,和谐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天人合一”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总法则。《周易大传》中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应该按自然规律办事;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行为对自然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达到人与天的相互和谐统一。儒家和道家思想中都把“人”看作是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人作为“天地之心”的说法多见于著作和名言名句当中。《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合一”成为二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观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合一”、“和谐”是中国先哲在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价值原则, 这一原则对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求实入世的实用境界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欧美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在西方世界中,神灵的地位相当突出,“出世”思想比较明显。古希腊荷马史诗还有犹太***教义无一不都在向人们宣示着:神是万物主宰,神的意志决定人类的命运。而中国传统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中则注重现实的人生,宗教色彩淡薄,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中的“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上最习见的几种人际关系。这些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作为关系准则,这些关系和准则都是典型的“入世”思想。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人们懂得“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的道理,因此儒家思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从自我做起,从实际做起“重实际而黜玄想”。魏晋玄学,宋明心学因为比较“空洞”,空想的内容多一些,立即遭到了所谓“经世致用”者的批判。因此,历史上中国始终没有陷入到过西方欧美式的宗教疯狂中去,但也没有发展起自己成熟的出世的思想架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经验理性,缺少对纯科学的抽象思考的传统。所以在中国社会,既存在有安贫乐道、勤俭节约、知足常乐的人生境界,又有“自扫门前雪”的实用主义生活态度。
　　
　　三、血缘与宗法的依存境界
　　
　　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崇尚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特质之一,从而使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血缘、重家族的家庭伦理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成员居住在一起, 经济由家长进行统一管理, 因而, 个人就不得不以家庭为本位,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家长管理制下有着种种伦理规定,单向度的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责任、义务,族权、父权、夫权在家庭中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后来这种以家族为根本的价值观向上发展成为以君权为尊、国家为首,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中国古代为维护现存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总是倡导个人服从国家、服从整体的价值观。儒家重视“人伦”,特别强调君臣、父子伦理关系,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的责任。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视孝悌为仁义之本。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个人的利益最终以个体服从整体为归宿,把维护血缘和宗法制度与维护封建君主统一起来。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宗法制和君主制度的统治下,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既相通,又对立。个人没有独立自主的利益,更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它强调个人无条件的服从家庭、群体、社会的利益,对个人的欲望、个性持贬抑态度。这种片面强调个体对集体义务,却忽视个体利益的思想, 与西方宣传的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传统的思想家们虽然在讲人,但他们真正重视的却人所在的群体,尤其是国家层面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高高在上的,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体与总体的对立,总体对个体的压制,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的一大特征。
　　把群体、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在实践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激发人的社会责任感、爱国心和集体凝聚力的作用。有些内容至今仍对中国人产生着积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是密切联系的,所以,忽视人的最基本权利和利益而讨论道义和理想的说教,最终必将流于空泛。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封建宗法思想达到顶峰,把儒学推向反人道的方向。这种传统封建思想方式压抑了人的个性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最终导致国人思想的保守、僵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四、“重义轻利”的价值境界
　　
　　“义利关系”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义利,包含着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等多方面的内容。 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各个学派的义利价值境界是不同的,但“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境界取向。
　　“利者,义之和也。”(《易・乾・文言》),墨子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会给人带来利益。墨子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认为只有合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得益。但韩非子看重功利,“正直之道可以利义”(《韩非子・奸劫杀君》),他认为人与人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共同利益才能合作。“重义轻利”论则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把义与利的严格区分开来, 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后来,董仲舒提出“身之养莫重于义”的观点,认为有道德是人贵于物的根本,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宋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利心生于物。”(《四书章句集注》)儒家思想的价值境界,可以称为道德价值论,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论语》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即道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儒家重视道德境界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对中国传统价值境界观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认为,生命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上的操守和义节更重要。如若两者发生矛盾,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不同义利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都有各自的影响。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中,尽管并非绝对的排斥利,但在根本价值境界上,有着明显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
　　
　　五、居间中庸的折中境界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人的行为和品质上的“中庸”的性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力提倡“中庸之道”。孔子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同时将中庸视为道德的最高层面,倡导以仁义为先,讲孝道,循忠义,同时注重修身养性与人际关系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后的儒家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专门编写了《中庸》一书。《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中点,在这个适中限度内就能达到和谐的境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的,若要想达到和谐、安定,就必须把人的欲望、行为都保持在适当限度内。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积极宣传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很大。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中庸,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思想境界。它主要是要通过折衷调和方法,达到一种平衡,以期实现最合理的状态。中庸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反映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回避矛盾,否认斗争的形而上学倾向,遇事就讲“君子中庸”,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庸性质,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定势、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境界观的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表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博大精深的,但同时又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要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特别是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更应该多汲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华,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寻找资源,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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