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

　　［作者简介］ 　　黄正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绝对，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有着科学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反思并否定以往的只见物不见人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弘扬。
　　关键词：渊源；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有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弘扬。是中国共产党反思以往社会发展实际并否定了以往的只见物不见人片面发展观而提出的发展新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一、“以人为本”科学理论的中国本土历史渊源及其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对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考察和解读。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其传统文化土壤是深厚的。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嬗变，但是，无论是揭示天地之间的“人为贵”，还是探求治乱之道的“民为本”；无论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还是仁者爱人的道德观，等等，都可以让人看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关注和探索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
　　
　　（一）“以人为本”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民本思想” 最早可以溯及到殷商。《尚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被很多思想家引用过。孔子提倡“仁爱”；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接着，荀子则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他说：“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1］
　　
　　（二）“以人为本”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与人的本质的探讨
　　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对人性的理解做了科学的阐述。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作为一种“自然力同自然物质相对立”的存在，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力是实现需要的手段。他还强调，是人作为社会的存在，人性是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其构成要素是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人的群体性存在形式与动物的群体性存在形式是有本质区别的。动物的群体性存在无法体现出各自的独立性，而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人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通过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做了深入剖析。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人的本质是一种关系范畴。“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马克思从主体与客体、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性论，揭示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历史环境进行考察，动态性把握人的随社会生产进步而不断进步的社会关系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决定人的本质的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改变而发生改变，社会结构也是随着这种改变而历史地更替的。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实践这个物质基础出发考察人的本质，因而找到了揭示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生产实践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范畴，人的社会生活和整个历史的发展都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进行和完成的。人与人之间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对人的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出发，来探讨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探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为人性。人是社会生产实践中最能动的主体，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系反过来又制约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概念作了辩证的区分。马克思指出，人性是一种区别于物的直接的外在的差异性范畴，直接表现于人类个体的各种属性，如需要、能力、爱好、社会交往等等，它与人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人的本质则属于间接性的范畴，属于反思的概念。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人的规定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与人相区别的间接的内在根据，它制约着人的各种属性。
　　2、源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命题。在马克思以前，费尔巴哈对于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费尔巴哈重视人，他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但是，费尔巴哈是从“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因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他没有看到人的本质体现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特别是他没有看到人的本质体现在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 “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4］“因此无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5］ 因而说，费尔巴哈不理解人，不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更没有能历史地看待人的发展。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说到底，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6］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重物轻人的传统理论彻底改变过来，从社会生产实践及人在其中的关系层面来重新解释世界，构筑世界，从而揭示了一个最深刻的真理，即人及其实践活动乃是世界之本，“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7］把对人的价值理论和全面发展理论置于哲学革命变革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扬弃了欧洲近代人道主义传统，并在欧洲近代人道主义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把人从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强调，人的解放有待于“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人的高度的革命”，而这一革命的实现又有赖于一种彻底的、能够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8］人的解放就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9］因为无产阶级不仅经济上一无所有，而且在政治上也一无所有。无产阶级的状况“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0］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于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黑格尔认为人性是主观的，抽象的，不现实的，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11］
　　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是一种“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
　　（三）我党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丰富的人本观，为当代人探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既有继承更有创新。
　　1、毛泽东对人的解放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通过对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深刻理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从受压迫、受剥削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的理论命题。毛泽东指出：“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2］
　　关于发展人的个性，毛泽东指出，只有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破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才能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约束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13］
　　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致性问题，毛泽东作了明确阐述，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放在重要位置。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4］
　　2、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将以人为本作为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部分，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创新。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把人做为工作的出发点。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5］
　　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可以看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目的和归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针对整个普遍贫穷落后状况，反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平均主义盛行倾向。邓小平反复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6］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以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依据，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突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本质，“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突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人民利益取向，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阐述。
　　
　　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在新的实践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继续探索与创新。
　　
　　江泽民一方面把发展先进生产力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开创性地将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8］进一步从终极价值层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认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19］胡锦涛认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20］胡锦涛强调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更高目标前进”。［21］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思想的升华和创新，是对重物不重人，只求经济速度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等片面发展观的否定。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础，是以现实、具体的人为根本，是唯物史观的体现。紧接着，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更加突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性――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补进宪法，更显科学发展观上的人文关怀的目的性。毫无疑问，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在新时期的又一次创新。
　　［参考文献］
　　［1］夏甄陶：《论以人为本》，《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三版，第10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06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7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8］《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19］《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20］《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1］《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