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周谷城、楚图南二老】 楚图南

　　史学大师周谷城先生是毛泽东的老乡和好友，担任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 　　周谷城热情爽朗，笑意盈盈。谈起话来激情澎湃，滔滔不绝，一派诗人风度。
　　我能够结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是因为我的老师、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的缘故。
　　楚老一派政治家风范，沉稳凝重，不苟言笑，讲话一板一眼，语速缓慢，神情极少变化。这与周谷城先生形成鲜明对比。
　　
　　周谷城给我的谆谆教诲
　　
　　1982年我在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主任是聂元梓之兄聂真）办公室工作。一次开会分组讨论，我作为周谷城先生那个小组的秘书，有机会在会议间隙向他讨教做学问的道理。他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1982年春天他同我谈起“博”与“精”的关系，说：“我总爱给学生题‘博大精深’四字。我的意思是学习、研究历史要朝着‘博大精深’的方向努力。‘博’和‘精’缺一不可，没有‘博’就限于‘窄’，没有‘精’就流于‘空’。有的人只拘泥于考证某个史实，钻到里面出不来，放弃了从整个历史观上的把握；有的人只习惯于泛泛而谈，不能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研究得更深一些，这都不好。正确的方法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即正确处理‘博’与‘精’的关系。我主张年轻时什么书都看，各种历史书都看，历史以外的书也要看。‘博’是‘精’的基础，只有‘博’才能从中抽出条理来。而30岁以后要抓住‘精’字。但遇到解决不了的具体问题还要广泛看。这就是由博反约，由约反博，再由博反约......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关于‘博’与‘精’的关系，前人早有论述。如：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这似乎是章太炎的话。又如孟子说的‘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周老知道我治美学，就在我的纪念册上书写了：“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他还书赠我条幅一件，写的是他的诗《在上海美学研究会上》：“学问从来为事功，不争门户不称尊。春申今日称多士，美学无妨张一军。”他曾赐我一函，信封和信笺都用红铅笔书写。可惜这些已不知去向。但他1986年1月4日题赠我的他的《诗词小集》仍在。
　　1985年我与老新闻家徐盈、周老的孙女周均美去周老北太平庄寓中拜望他，拍了这张照片。
　　2008年9月是周谷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特发表以上文字，表示追思怀念。
　　
　　布衣布服的楚图南副委员长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朱先生出于对我的信任，多次托我将他新出版的著作持赠他的一些老友，楚图南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楚老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朱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不久我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在政协礼堂又多次遇见楚老，每一次都同我打招呼或闲谈几句。他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过了几年，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虽然门卫森严，我仍拜望过他一次，承他立即接见并合影留念，没有一点官架子。
　　1987年，我们还在一次展览会上合过影。在一起合影的还有胡愈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高天（民盟中央副主席）。蒙楚老在照片边上题款签名，十分珍贵。
　　我以为楚老骨子里是一位学者、书法家。他在家里总是布衣布服，这点同朱先生十分相似。我曾为他拍过几幅照片。其中一幅，时间是1981年，在他的家中，用室内自然光拍摄。楚老神态自若，庄重质朴，一派大家风范。蒙他看中，他去日本办个人书法展览时，曾让我将这张照片放大一幅，作为展览前面的作者“标准像”。作为回报他赠我书法一幅，书写的是王安石的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写了韩愈的一段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楚老的书法脱胎于颜体，以柳体为骨，颜体为本，古朴凝重，简洁而有内在张力，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大师级的书法家。楚老的书法境界与他的性格风范完全一致。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楚老著有《刁斗集》、《荷戈集》、《旅尘余记》，译有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惠特曼的《草叶集选》、斯威尔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等。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与楚图南先生的儿子楚庄共事过一段，他当时任《民主》杂志社社长，我忝列该杂志副主编，因为有楚老这一层关系，所以我见到楚庄先生感到分外亲切。他曾被错划为“右派”，走过坎坷的路，吃过不少苦，后来担任过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当时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但我从他的身上总是看到豪爽、乐观、热情的一面。他与父亲相比，显得瘦弱，但却精悍和外向。他喜欢饮酒，酒量也不小，酒酣耳热之时，海阔天空，慷慨激昂，一片赤诚、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在一起共事，他有胆有识，令人钦敬。他时常鼓励我，曾嘱我一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使我感动！
　　楚老1994年以95岁高龄逝世。今年8月是楚老诞辰109周年纪念，特发表此文及照片，略表怀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