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形象百花竞放成语

　　摘要：1956 年到1957 年上半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涌现出一批冲破爱情禁区,偏离主流文学规范的创作。洪子城称这一时期为“百花时代”。这时期的情爱小说，塑造了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觉醒、革命式的恋爱观、对传统家庭角色的不满与屈从、无性之性特征鲜明的女性形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女性的时代面貌和性别差异的消解，从而来指导现实女性意识的重建。
　　关键词：百花时代 情爱小说 女性形象 性别差异
　　引言
　　“双百方针”的宣布与实施，导致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像宗璞的《红豆》等冲破爱情禁区表现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既有对自我本位意识的追求，又受到环境的压抑而没有真正独立。
　　一、 百花时代的形成与环境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确立了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统治地位。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956年，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陆定一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①。随后文艺界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新的朝气,涌现出一批冲破禁区,揭露社会问题,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创作。洪子城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
　　二、 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具体特征
　　百花时代情爱小说感情细腻，以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书写当时个人的生活及情感价值。作品中的女性作为社会普遍而又特殊的身份形象来反映宏大的历史、生活的复杂性。
　　（一）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的封建伦理体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礼教观念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大妇女冲破了“女主内”的思想束缚，从家庭走向社会，从男性的附庸和父权下的主妇变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在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的女性们，无论年龄、职业的差异，她们都有显著的特征，为人民服务。她们积极地改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成员，将自身奉献给革命工作。她们在走出家庭肩负社会建设的责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妻子张英是贫农出身，从小参加革命，下班回家都要练字充实自我。当遇到路上有人欺负小孩时，她毫不犹豫的上前制止 “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她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有很大觉醒，都渴望做一名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她们的价值意义体现不再只在家庭，而是投入到社会参与，成为社会的建设者。
　　（二）革命式的爱情观
　　新中国建立后，无产阶级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和主导时，指导并制约着女性们对日常生活伦理价值的判断。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的女性是将群体本位的革命理论高悬于个体的爱情、自由之上的。
　　这些女性的爱情是模式化的，革命理论规约了一切个性化了的本能与感情。爱情成为了产生在红色旗帜飘扬之下的“同志之谊”。《红豆》中的江玫面对心爱的人齐虹深情的表白只有痛苦拒绝。“她渴望着把青春贡献给为了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这里江玫自觉完成了爱情观念的转换从心理到生理上成为革命者的同盟军。从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看到只有愿意继续在革命事业上共同奋斗的爱情才是崇高的，女性在时代性革命精神的烛照下，有了主动选择及放弃男性伴侣的权利。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的女性在选择和判断爱情时，都是以革命志向作为价值取向标准，革命精神的息息相同才是纯洁而高尚的爱情。
　　（三）对传统家庭角色的不满与屈从
　　“角色是人们在自然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②新时代的革命社会意识给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和时代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社会角色和“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能够在平凡的女性身上协调发展。
　　《我们夫妇之间》的妻子张英，从小就参加革命，认为人生的价值体现就在于为人民服务。但她又不可避免的承担着家庭中的妻子、母亲的主妇角色。张英在心理上顺从的接受着作为妻性和母性的载体应付出的行为。另一方面，她又不满这样的家庭角色的局限，她对丈夫说，“咱们谈判谈判！”她要寻求在家庭角色中的地位平等。她用社会角色的提高来抗争传统家庭角色，每天认真补充知识，并担任女工工作。但这些也并不能让她去反抗上千年积淀下来的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共识，于是最后她只能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来表达她的屈从。
　　（四）无性之性
　　在百花时代情爱作品中的女性呈现的独立的女性意识是非常迷糊的，除了做与男性同样的人以外，没有任何女性独特的意识、特质或者特点流露。
　　“男女平等”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男女差异而实现个体对群体、百姓对代表政权的统一隶属方式在性别上的表现。在百花时代情爱作品中的女性呈现的独立的女性意识是很迷糊的，除了做与男性同样的人以外，没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流露。甚至最基本的女性性别称呼对女性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夫妇之间》妻子张英在被保姆叫了一声太太后，就嚷起来，“呀！别叫别叫！……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这个中性的称呼揭示出了女性独特的角色已经被高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合唱所掩埋。这些女性形象成为了宣传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这里的女性是深深的受到了文艺政策和文化语境的“敌我问题”的双重胁制束缚和规约。
　　三、 女性形象的意义和反思
　　“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关系往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情爱观，体现出特定时代情爱状态的历史性，反应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情爱道德、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因素。”③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深刻的意义，突出表现了社会矛盾，尊重生活的复杂性，更是展现了时代女性的意识状态和生存现状及政治境遇。
　　女性性别意识的消解是女性独立人格和魅力的萎缩现象，尊重男女差异性才是真正的平等。男性和女性本来就是具有不同生理和心理的不同群体。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的女性品格大都太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而人物的感情也被单一化定位在“人民”和“革命”上，她们失去了复杂个体所具有的个人意识特征。作为女性必须正视自己的性别特征，关注于女性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成长历程，而不是随社会的政治诉求而变为以成为男性等同角色而改变自我。女性就是要认同和保持与男性的性别差异性，追求和展现作为女性独特的生理和心理魅力。
　　结束语
　　研究百花时代情爱小说中女性形象，认清这些女性在高度强化政治制度下的虚无的革命自豪感和消解的性别差异，来认识特定时代的生活面貌，而来指导和反思当下女性生存境遇。女性传统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是需要协调发展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下，女性独立的个性意识也是不能忽视和被消融的。只有关注两性独立人格，才能构建和谐平等的良性世界，进而形成更加人性的伦理道德观念。
　　注解：
　　①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1）。
　　② 王勇：《女性角色意识浅议》，湖北大学学报1996第6期。
　　③ 周志雄：《中国当代爱情小说叙事研究》，第21页，济南，齐鲁书社，2006.
　　参考文献
　　［1］ 曹万生.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孙月沐.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3］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纯菲.火凤冰栖—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