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的局外人】局外人经典语录

　　【摘 要】以殖民叙事的视角来理解加缪的《局外人》，把小说还原到具体的法国殖民历史的语境当中，从而挖掘小说背后的历史真相。对阿拉伯人的分析，让我们更为深入的理解被放置局外的局外人的形象特色。
　　【关键词】《局外人》；加缪；殖民；阿拉伯人
　　《局外人》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的成名作，出版于一九四二年。小说采用了一种客观记录的“零度写作”的创作形式，主人公默尔索即作品中的“我”，作者直面读者，以极其冷漠的口吻，看似叙说他人的故事，实则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小说分为两部，按时间先后顺序，第一部叙述莫尔索母死奔丧，与女友玛丽同居，同邻居雷蒙等交往，枪杀阿拉伯人；第二部叙述莫尔索因杀人被捕入狱，接受调查、讯问、庭审，最后被判处死刑，等待死亡。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局外人”即“荒诞人”的形象，比较系统地宣扬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对整个西方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重点主要侧重于对默尔索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整篇小说荒诞感的阐述。对于大多数穆斯林和将阿拉伯语的人，“加缪的评论者们对所有这些问题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认为这很可能对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他那些局外人和荒诞题目的处理有着特殊的意义” [1]的确，对于小说所依托的地理环境下的阿拉伯人似乎关注不够。可能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其一是加缪在小说中运用笔墨最多的刻画的是主人公默索尔，作者想着力表现的就是此人，整个小说也是以默索尔为线索展开。默索尔鲜明的形象让读者难以忘记。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广大的读者是站在同法国读者一样的立场上来看待小说，我们没有深入的或者是试图深入的去体会被殖民的阿拉伯人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的生活境遇。这不仅仅是读者的疏忽，而且也是作者的一种虚妄的构建。
　　小说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的更是让我们见出了小说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批判意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觊觎从拿破仑时代就开始，在法国的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制度进行了全面重建，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征服基本结束，接踵而至的是法国所倡导的对阿尔及利亚的大量移民。1844年殖民当局在组织了土著政府后，无情镇压了拿起武器反对殖民当局的阿拉伯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然后安排大批欧洲移民去占有这些原有土著居民的土地。这些移民大部分是欧洲穷人，他们来自法国各地，也有的来自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此同时，法国殖民当局残酷镇压当地人的反抗，把参与暴动者的土地分给欧洲移民，还在新建的村舍旁筑起堡垒，构筑防御攻势，以阻挡当地人的抵抗。
　　加缪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圣保尔农庄的一个下层移民家庭，可以说加缪童年跟青年时期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贫困的底层移民区度过的，亲身感受了移民区的炎凉世态。
　　小说中提到阿拉伯人的次数很少，而且具体描述的也很少，好像他们只是作为一个配角而出现。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阿拉伯人的出现，才构成了默尔索的犯罪线索的一系列可能性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对“摩尔人”分析，进一步理解在殖民地的穆斯林国家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作为有积极批判思想的作家加缪对殖民地的穆斯林人们的看法。
　　阿拉伯人的出场小说有如下描写：
　　“您知道，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并不是我坏，可我是火性子。那小子呢，他说：‘你要是个男子汉，从电车上下来。’我对他说：‘滚蛋，别找事儿。’他说我不是男子汉。于是，我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教训教训你。’他说：‘你敢怎么样？’我就揍了他一顿。他倒在地上。我呢，我正要把他扶起来，他却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给了他一脚，又打了他两耳光。他满脸流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2]
　　从这我们可以感受到，似乎阿拉伯人一出场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给我们的不是像小说里面那些看电影的散步市民（法国殖民者）、更不像“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光的，系着红领带，衣服腰身收得很紧，衣袋上绣着花儿，穿着方头皮鞋。我想他们是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走得这样早，而且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 [2]看到阿拉伯人好像他们身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仇恨一样。
　　进一步看，莱蒙的职业本来就有很强的暗含意味，他“靠女人生活”，而这出场女人便是“摩尔人”。
　　“我认识一位太太……这么说吧，她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人是这女人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供养着她。[2]
　　看了这一段我们可能要问，到底是谁供养着谁，莱蒙是法国人，他是宗主国的身份，在所从事的是在殖民地进行的妓院老鸨的职业。就像人们谈论的那样，“这一带的人都说他靠女人生活” [2]。然而，更为可恶的是莱蒙的行为，他对这个阿拉伯女人的毒打。
　　先是听见女人的尖嗓门儿，接着是莱蒙说：“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要教你怎么尊重我。”扑通扑通几声，那女人叫了起来，叫得那么凶，楼梯口立刻站满了人。玛丽和我也出去了。那女人一直在叫，莱蒙一直在打。玛丽说这真可怕，我没答腔。[2]
　　从这段话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到阿拉伯人的不幸处境。警察无意
　　核查这一证词，只是警告了一下莱蒙。在整个事件中，我们看到莱蒙所说的阿拉伯妇女的欺骗行为都是一面之辞，反而是莱蒙处处显得卑鄙无耻，不仅粗暴干涉情妇的私人生活，而且大打出手，并用卑鄙的手段羞辱那位阿拉伯妇女，其言其行无处不透露着男权主义和宗主国的统治意识；而警察局对默尔索提供的证词也不加任何调查，从骨子深处表现出对阿拉伯人权益的冷漠。
　　他说他如愿以偿，但是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打了她。剩下的，我都看到了。我对他说，我觉得她已受到惩罚，他该满意了。
　　我们正要动身，莱蒙突然示意我看看对面。我看见一帮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过他们总是这样看我们的，正好像我们是些石头或枯树一样。莱蒙对我说，左边第二个就是他说的那小子。[2]
　　赛义德曾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 [3]在加缪的小说中，殖民地的阿拉伯人，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都没有主体意识与文化个性。中默尔索去养老院给母亲送葬时，在停尸间里看到“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 [2]默尔索被抓后玛丽曾来探监，他们在监狱里的接待室会面，“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