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启示录]人类进化

　　上世纪美国讽刺作家H·L·门肯（Mencken） 曾说“富有，就是年收入至少比妻子的姐夫多100美元。”在1949年的通货膨胀时期，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定义。但是为什么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还是觉得必须要比别人挣更多钱呢？与此同时，为什么穷人摆脱贫穷是如此艰难？
　　
　　在门肯的家乡美国，每年因为谋杀罪就要处死大约40人，但谋杀率依然居高不下。为什么人们明知谋杀犯的下场通常是被处死，还要选择谋杀？
　　早在80年前妇女就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女权主义革命也轰轰烈烈进行了40年，为何男性收入依然要比女性高？为何很多人仅仅因为肤色就对他人心生憎恨？
　　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现代生活其他问题的答案，从来都是哲学、社会学甚至是宗教孜孜以求的。然而，答案往往不尽如人意。无论哪个方面给出的答案，充其量只是描述答案可能的样子，并非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因此并未触及问题本质。那么基于这些答案而制定的政策自然是不会奏效的，因为促使人类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力量被忽视了：进化的力量。
　　
　　
　　导致人们忽略进化力量的原因很复杂。哲学家宣扬，人畜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学家紧紧抓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可完善性的观点不放。神学家则担心进化论会对神创造万物的基本信条造成威胁。即使是完全支持启蒙运动的人，他们并不否认人类与猿类有共同的祖先，但对进化论也经常持怀疑态度。就像英国杜伦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坎贝尔（Anne Campbell）委婉的说法一样，这些人似乎认为，进化的作用只限于颈部以下的部位：人类的躯干进化了，但是人类的行为却是由文化决定的。
　　根据这一观点，似乎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训练、社会环境以及一切能够想到的条件，就可以把任何人塑造成某个符合想象的样子。然而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可塑空间是相当有限的。除非这个有限空间被充分利用，而且被塑造者的基本生物性状得到完全开发，否则尝试塑造人类行为的成功率微乎其微。然而时至今日，即便达尔文的杰作《物种起源》 已经出版150年（1859年初版）了人们仍未完全接受这一事实。但是，时间将会见证达尔文的学说是怎样给困境中的决策者以他们想要的东西，并直接对结果产生实质影响。
　　门肯观察到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方面：一是无休止的经济发展，二是无论一个国家变得多么富有，贫穷总是如影相随。那应当如何解释门肯的这一发现呢？
　　对于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生命只事关乎两件事：生存和繁殖。两者之中，后者尤为重要。简单地说，达尔文主义生存观唯一的要点就是繁殖。因此，生物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来以种种或含蓄或张扬的方式炫耀自己，以吸引异性，并使同性竞争者望而却步。在孔雀家族中，只有雄孔雀才有绚丽的尾巴；鹿群中只有雄鹿才有厚实漂亮的角；而人类无论性别都爱炫耀，通常情况下，男性炫耀的次数比女性多，然而只要在金杯决赛日到埃斯科特赛马场上观察一下，就会看到女性其实也乐此不疲。炫耀的资本中，身份和地位至关重要。在现代社会中，身份的象征就是金钱。
　　当然，女孩们总是喜欢有钱的男人，达尔文派通常认为这样做可以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可这并非全部原因。目前进化论生物学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进化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竞争，并非为了物质保障，而是为了争夺优良基因。身份地位高的人更可能拥有促进健康和智力的基因，而异性则进化出了相应的筛选机制。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身份地位越高往往意味着更多获得配偶的机会。
　　生命：活下去，生更多孩子！
　　至少对男性而言，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进化论生物学家喜欢援引一些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最著名的就是嗜杀成性的慕雷·伊斯梅尔（Moulay Ismail），这个摩洛哥的统治者有超过1000个子女。然而国王是有特权的。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他的《亚洲教父》中提供了更好的例子，在这本书中他剖析了富商的生活。澳门赌王何鸿燊，有四房太太，育有17个孩子。黄仲涵是印尼制糖业大亨，死于1924年，他生前有18个妾和42个孩子。纽卡斯尔大学的丹尼尔·奈特（Danile Nettle）和托马斯·珀利特（Thomas Pollet）提出，英国男子生育子女的数量与他的收入成正比。虽然现代避孕法已经很普及，但显然其并未影响这一结果。
　　还有一个与生育紧密联系的因素——地位，也就意味着与金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地位会驱使着人们赚更多的钱，以便在竞争中胜出。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然而地位是种不断变化的目标，因此不存在钱赚够了的情况。
　　
　　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指出了一种矛盾现象，即虽然同一国家里富人普遍比穷人幸福，但当整个国家变得更富有时，总体幸福感并未因此增加。地位的某些特性可以解释这一矛盾。然而，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未停止。如果“地位说”经得起推敲，那么“自由市场说”——经济发展使每个人的生活改善，所以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有就没什么大不了——就站不住脚了。至少当“生活改善”被当作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时是如此。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在自由的社会中，允许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社会地位：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比作“美国梦”。
　　相反，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们之所以一直支持社会主义（罔置社会主义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于不顾），是因为尽管使富人变穷并不能使穷人变富，但这改变了社会等级结构，而这正是社会底层的人们所希望的。当人们被问及“是否愿意你的朋友赚五万美金，你赚十万美金；还是人们都赚三十万美金，你赚十五万美金？”，他们往往选择前者。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行不通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并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当周围的人都赚了五万美金时，他自己怎样赚到三十万美金。
　　达尔文派一直支持一个论点，即贫穷是相对的。这个论点由左派提出，而被右派人士嗤之以鼻。最严格的论证出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一旦经济发展将一个国家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且居民不存在巨大收入差距，他们可能会更长寿、更快乐。这意味着在居民收入差异较小的穷国，人们的生活状态要好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富国。还有一个被伦敦大学的麦克尔·马莫特先前论证的事实，那就是当消除了统计学上的所有其它变量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比处于上层的人们健康状况要差，论证还包括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更有可能跻身社会上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马莫特（Marmot）博士发现这一点时，另有专家预言了相反的情况。他们认为管理阶层会比平头百姓经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压力会以心脏病和中风等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专家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达尔文派认为社会底层的人身负重压且体质低下的观点就错了。但专家可能只是对整个社会的死亡模式做了言简意赅的解释。
　　既然如此，达尔文派的结论是：不存在正确答案，或者至少不存在理想的答案。当然，任何竞争都有失败者，不能要求达尔文派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那就是失败必须付出实际代价，这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损失这个方面。身居高位的人能让基因传承下去，相反则早逝——由于具有这个高度的利害关系，无怪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常常在其他方面（达尔文主义同样能解释一二）追求提升地位，或者至少是被尊重的感觉。这一点应该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犯罪是进化的结果？
　　犯罪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这几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认为犯罪行为是一种进化出来的对环境的反应，就很令人震惊了。这一观点严重质疑了“作恶者即恶人”这一道德解释。然而这种道德解释也是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即进化或许解释了为何某些行为应当受到惩罚。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马丁·黛莉（Martin Daly）和马格·威尔森（Margo Wilson）夫妇率先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了犯罪的根源。他们着手考察被视为所有犯罪中最严重的种类——谋杀。
　　根据罪犯年龄制作的犯罪率图表和随人口及年犯罪高峰值制作的犯罪图表是一样的。此外，受害者的模式也是相似的——大都是年轻人。在最初的研究中，年龄在15到19岁的男性罪犯所犯案件中，86%的被害者也是男性。大部分的暴力行为（谋杀只不过是暴力行为的最极端表现）是年轻男性、失业男性及未婚男性间竞争的结果。按达尔文派的观点，这些男性不是为了直接竞争妇女（“你在打我女友的主意吗？”），就是为了竞争地位（“你是看不起我吗，伙计？”）。
　　
　　暴力犯罪经常是穷人犯罪的论断并未因此排除在外（在此处穷人应理解为社会地位低的人）。但这恰好是达尔文学说所预言的。没有必要援引“作恶者是天生的”这一说法。当暴力是一种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反应时，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化出足够灵活的行为以应对暴力。
　　进化论解释了很多有关犯罪的情况（不仅仅是谋杀）——特别是为何大部分罪犯都是地位低的男性。很少有女性难以找到配偶，即使男性不能完全符合她高傲的眼光。然而，在慕雷·伊斯梅尔的嗜血王国里，地位低下的男子通常被认为无能，因为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愿意跟他婚配的女性。虽然现在的世界并非都采取慕雷·伊斯梅尔王国那样的一夫多妻制，但也绝非完全贯彻了现代一夫一妻制。所以在无法保证获得配偶的环境里，不管男女，如果在择偶和生育上遭受挫折，就有可能采用暴力为此一博——本能也将随之进化。
　　出于类似的原因，针对陌生人犯下的强奸行为也往往是社会地位低的男性，这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不足为奇。然而，奇怪的是强奸可能导致生育，那么认为强奸是一种进化出来的行为就更有争议性了。这一观点是新墨西哥大学的兰迪·索赫尔（Randy Thornhill）以犯罪数据为基础，并与其他种族的人们进行对比之后提出的。但这立即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严厉批评，认为索赫尔是在为强奸犯开脱。另一方面，一些女权主义者又把“男人都是强奸犯”奉为真言，这听起来很像来自生物决定论——进化论的对立面。然而如果说“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这一论断就可能是对的。强迫交配的最普通的形式即约会强奸（发生在恋爱期间的强奸），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这意味着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后代。对男性而言，如果是基因方面迫使其把注意力投向女性的话，那么强奸行为就会大幅增多。
　　反之，性满足往往会抑制犯罪行为。结婚生子（换句话说，至少部分实现了其在达尔文学说意义上的目标）常常抑制犯罪。然而，这往往被解释为“婚姻的镇静效应”。实际上这根本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目标得以实现”才是更好的解释。
　　杀害儿童也可以从进化论上得到解释。原则上看，杀死一个可将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人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事情也不常发生，但生物学家并未注意此事。直到黛莉博士和威尔森博士着手研究才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五岁以下儿童来说，跟继父生活在一起（无论是否被法律正式认可）的非自然死亡的概率要大过跟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那是因为人类遵循哺乳动物中的一种普遍模式：雄性敌视雌性与其前任配偶所生的子女，比如狮子和叶猴，它们会故意杀死幼儿。在人类生活中，仇视非亲生幼儿不总是如此残忍和明显，但刻意忽视和不满可能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然而，亲生父母也会杀死孩子，并且通常是母亲，而且是年轻母亲。年轻母亲的生育期还有很多年。如果此时环境不利于她（可能孩子的父亲抛弃了她），那么抚养孩子的代价要超过杀死这个孩子所冒的风险。所以多数杀婴的母亲主要是贫穷女性或者单身母亲，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很多人可能会同情那些被迫杀人的罪犯。然而通常情况下，谋杀、强奸等犯罪却激起了人们要惩罚犯罪者的愿望，而非原谅他们。而这可能是人类进化出来的独有反应。没有哪个法院会审判一只强奸了母鸭的公鸭。雌狮会努力保护幼崽不被杀害，但如果失败了，她不会想要报复杀死她幼崽的雄狮。相反，她通常会与这个雄狮交配。人类则不同，报复与惩罚的观念植于心灵深处。
　　惩罚也源于进化？
　　经济学家常常被一个游戏的常见结果所困扰：A玩家与B玩家分一笔钱，如果其中一位认为分配不公，那么谁也得不到任何东西。
　　令人好奇的是，B玩家会通过不接受这笔钱，故意使自己处境更差来惩罚自私的A玩家。很多进化论生物学家认为，公平感以及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惩罚对方的报复心理使得人类成为了亲密合作的物种。惩罚一个骗子，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都具有深远意义：这个骗子要么被孤立，要么改变行为变得真诚才会有人跟他继续交往。因此进化促进了人们追求公平和报复。
　　针对骗子的处罚也适合于其他恶劣行为，包括谋杀亲戚和朋友。公开处罚这样的罪犯，为的是杀一儆百。
　　因此，惩罚和报复在极大程度上被明文规定下来，这是文明的一个奇迹。但是，制度化的惩罚必须要被那些受害者接受才能成立。否则受害者可能会另行报复。如果是这样，那些相信审判措施的主要目的应是改造罪犯的人就会感到担心了。当人们不再相信某种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某种相应的惩罚，达尔文主义者就能预言人们将不再支持罪犯审判制度。
　　然而即使是惩罚威慑，也不总是能够奏效。表面看来，死刑是最终极的威慑，但似乎并非如此。伦敦经济学院的进化论心理学家萨陶士·科娜泽娃（Satoshi Kanazawa）认为，冒着死刑的风险而杀害他人，正是谋杀与繁殖相关的确凿证据。因为不能生育在达尔文学说中是最糟糕的情况，冒死以避免那个命运（或更确切地说，盛怒之下，进化出的本能驱使去那样做）就不像表面上那样没有意义。某些谋杀可能会被绞刑或注射处死的威胁所阻止，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最常见的凶杀——年轻人为了地位和性杀害另一个年轻人。
　　女性的地位是否随着进化得到提升？
　　在犯罪领域，男女呈现不平等的状况。然而女权主义者并未对此恼火，但是他们应当为此恼火，因为这违背了基本准则：两性不仅应该有平等的权力而且应该有平等的结果。
　　在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范围内，当某些领域，如失业的女性多于男性时，通常会认为是性别歧视。但得出这个结论的人没有考虑到，很可能是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自己招致的歧视。
　　这典型体现在收入上，通常女性挣钱比男性少。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事实并非如此，或者差距并不是那么大。最近，英国的智囊机构经济事务研究所作的报告发现，22岁到29岁的全职英国女性挣钱仅比他们的男性同行少1%。这数据适用于单身女性，一旦她们找到了适合的配偶，统计结果就会发生变化：因为那时候的女性就不再需要表现自己了。
　　
　　
　　在这种情况下，年长的女性不如同龄男性挣钱多，这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因为此时她们不太关心自己的收入了。报告还指出，在由女性选出的25份最理想的职业中，有12份是在公共服务部门或志愿服务部门。尽管这意味着薪水较少，但她们认为工作保障性更高，并且工作满足感更大。而由男性选出的理想职业中，则只有四种属于这些部门。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通常要照看孩子。奈特（Nettle）博士和珀利特（Pollet）博士的研究发现，孩子数目与男性的收入呈正比，对女性而言却恰恰相反。但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恰恰是女性自己选择了照顾孩子。该报告指出，在从未中断职业生活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二计划在将来的某个时间离职休假一次，但是只有不到八分之一的男性有类似的打算。
　　虽然人们强烈要求创造更舒适的工作条件，以满足父母们的需要，但根本问题是，很多女性（包括许多有孩子的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关心在事业上能否有一番作为。这一报告还指出，男性得到的鼓励更多来自薪水，而非工作带来的满足感。也就是说作为管理人员，他们更有可能长时间工作，也甘愿冒更大的风险，这令他们在工作中更易受到伤害。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兰·沙克尔顿（Len Shackleton）认为“两性工资差异反映了老板根深蒂固的歧视，这种观念极其狭隘，对此争论毫无意义。工资差异是存在的，但也反映了个人生活方式。政府不可能通过管制或立法规定人们的喜好，也不应该这样做”。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异通常是两性的生物学差异决定的。
　　跟工资相关的刺激因素也适用于职业的选择。密歇根州韦恩州立大学的金斯利·布劳恩（Kingsley Browne）提出，在一些像军队这样的组织中，期待男女平等是愚蠢的。布劳恩指出，男性生理上不仅更强壮、更有攻击性，两性从心理上也接受“男性更有战斗力”的说法。反之，进化出来的生理和心理倾向也使得护士、幼师这样的职业被女性所主宰。
　　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优秀的女兵或称职的男护士。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只是比例要小得多。但这并不是性别歧视的确凿证据。达尔文派对此问题的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一个消除了歧视的世界里，男女平衡应归于何处。但是它可以肯定地告诉我们，通常不会是对半分的。
　　很多人也许不同意达尔文学说如此解释女权主义，并认为这种解释是采用迂回的方式达到歧视女性这一传统目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期望在每种职业中的两性平均分配，与说“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并不是一回事。一些进化论生物学家曾经敢于质疑女权主义及其相对立的观点，现在他们希望彻底推翻一个长久以来践踏公民权利的传统观念——种族歧视。
　　
　　进化：种族的终结
　　种族差异至今还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者不敢涉足的领域。如果了解这一话题的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早期的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尽管不是达尔文本人）认为，人是猿进化的顶点，白种人又是人类进化的顶点，如此一来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定是低等人种。
　　这一观点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纳粹死亡集中营里极端恐怖的“种族改良”。事实上，这也可能是“进化止于颈部”这一观点的根源所在。但进化论生物学家现在正在修正他们的观点。他们推翻了原来对种族本质的理解，这为不同种族和睦相处提供了可行方案。
　　报复和惩罚的观念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
　　该研究最初的结果认为种族主义或仇外主义是人类的劣根性，这多少让人有些不爽。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去肤色、发色、面相、语言等传统种族定义，人类在智力方面没有太大区别。因而，种族歧视仅仅是偏见而已。
　　圣塔巴巴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术伉俪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丽德·考斯米德（Leda Cosmides），作为达尔文主义者提出了另一种种族分类理论，用以解释多种族的混合体。人类学家曾试图把这些具有多种族特性的混合体硬归类于某“种族”。按宗教排外主义定义的犹太教徒和锡克教徒是同一种族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与除对方以外的人共享宗教，但没有一个遗传学家可以区分出他们，那么他们是同一种族吗？这些例子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要证明种族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但必须承认，种族是有生物学意义的，只不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学。
　　社会心理学家们长期观察得到的结论是，人们在首次相遇时，自动按照三种方法分类：性别、年龄和种族。但是考斯米德博士和托比博士指出，在长途运输出现之前，只有前两种分类方法。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有机会见面，但是不同种族的人还没有机会见面。
　　两位研究者认为，现代的种族歧视是对在人类大脑中被称为“联盟”探测器的过激反应。在最大的社会单位是部落、宗族或几百人组成的微型社会里，你的邻居和其他同盟者通常外貌和行为都与你相似。然而，通过研究现存的狩猎采集族和远古部落的考古学证据，不难发现，邻近的部落通常是敌对的。
　　虽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认识自己部落里的很多人，但他可能不会认识所有人。这样的话，在部落的辨别标记中就存在着一种生物学上的特征。潜在的同伴借此能够很快的辨别出眼前的这个人与外族人有何不同。由于差异可能是很细微的，所以大脑的探测器就必需非常灵敏。
　　过去，这样的标记往往是文化上的，因为同一地区的人们外观上的差异极小。基督教《圣经》中记载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据说当时他们走近他，让他说口令“Shibboleth”，他说了“Sibboleth”。因为他没有正确发音，于是那些人将他抓住并杀死。
　　提问的是基列人，被杀的是以法莲人。由于并没有充分的生理差异可以区分两者，因此基列人不得不依靠口头语来识别对方。
　　在一个不正确的发音就可以让你送命的世界里，不同的肤色当然具有极大的身份识别意义，然而，这并非是唯一的标志。考斯米德博士和托比博士以及他们的学生在美国和巴西（巴西也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两地进行实验后提出，即使是不同肤色的人们，也可以轻易地用一些更有意义的标志来重新标记他们——就像给运动员穿上不同颜色的队衣一样简单。另外，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安德鲁·潘奈尔（Andrew Penner）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爱莉娅·塞博斯坦因（Aliya Saperstein）提出，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对种族的感知度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倘若遭受失业、穷困或牢狱之灾，很多人在自己和他人眼里都由“优等人种”变成了“劣等人种”。
　　这对美国的种族团结事业而言，可不是利好消息。然而，这个研究也带来了一丝曙光，那就是身体上的差别，如肤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强化成员身份的其他标志，传统的标志即使不完全消失，也会被弱化。如果该理论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就预示着一个强劲的规则：鼓励各种族保持独特个性的隔离政策将会给社会带来麻烦，而促进各文化融合的政策将会使社会平稳发展。
　　
　　实际上，美国这个最多种族混居的国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进美国，政府鼓励种族融合，种族差异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对于在欧洲移民来美后不久才得到解放的黑人奴隶来说，政策就要苛刻得多，这样种族差异就被强化了。即使在英国，官方政策似乎也在从“多元文化主义”（赞扬多样性，鼓励差异）转向打造一种文化一致性。
　　然而，基于这种理论产生的种族标志问题，也并不是多数民族说了算。种族标志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和维持，利用尽可能广泛的资源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达尔文学说阐明了许多重要问题。但也有问题悬而未决。代谢综合症（如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出现，似乎是人们过度摄入糖和脂肪的结果，但是进化并没有限制人类对此类食物的胃口，因为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在自然界中是很难获取的。
　　
　　没有人想让达尔文学说解答所有的社会问题。某些问题诸如阶级的角色，达尔文学说认为根本不存在确定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结论。然而，达尔文学说很少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倒是较为奇怪的事情。打个比方，这就像是在没有对汽车工作原理进行正确理解的情况下就试图修理汽车一样：并非不可能，但是这很有可能使汽车的状况更糟糕。也许要一个半世纪以后，人们才能做到不仅认可而且理解人类是一种进化的生物。毕竟，“认识你自己”是智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