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督新闻界？！:新闻界

　　新闻媒体正在成为阴谋家、奸商追名逐利的乐园　　新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原则正在被瓷意践踏有偿新闻屡治不愈某些记者借媒发财真的成了“无冕之王”　　警惕：阴谋家、奸商进入新闻领域
　　尽管时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流逝，但细心的读者理应不会忘记曾经发生在新闻界的两件丑闻——
　　本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人才报》为牟取暴利曾在同一天出了两个版本不同的报纸：一张面向原有的都市读者，内容尚属正常；而另一张却是面向北京郊区的整版整版的企业广告宣传文章，以此蒙骗郊区的那家赞助企业，此事一下震动了当时的新闻界。
　　10年之后的1994年，几乎如出一辙却更加恶劣的伎俩又粉墨登场：《江苏健康报》被其办报的合作者——南京克立科工贸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假冒，被假冒的《江苏健康报》第323期4开4版刊登的全部是克立公司的宣传广告。假报将原1993年12月26日改成了1994年1月19日。不仅如此，克立公司与江苏健康报社合作出版的322、323
　　期《江苏健康报》上有一篇《魂系凯拉》的长篇通讯，这篇通讯用颇为生动的文笔向读者介绍了克立公司6名留学回国的博士“历经六年，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成功研制凯拉口服液的“艰辛过程”。报纸不惜版面，刊登了6位博士的照片和简历。据1994年4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揭露：报上所登的6位博士全是假的，6位“博士”的真实身份都是克立公司的普通雇员，不过被写入那篇通讯时名字全变了，所谓的留学经历和攻关事迹纯属胡编乱造。显然，克立公司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提高自己产品的可信度以欺骗消费者，达到捞钱的目的。
　　很显然，在商品大潮日渐高涨的今日中国，那些惯于“商业运作”的奸商、阴谋家和野心家早就借助着金钱的敲门砖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的新闻领域。只要对此稍加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奸商、阴谋家和野心家们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些年来一直在新闻界大摇大摆地一个个实施着，并一次又一次地愚弄、**着本该被尊重的读者。
　　1993年初夏，一句“买一份鹰卡，拥有一份美国土地”的响亮口号在海南、广东、上海、四川等地的媒介冷不丁地冒了出来。那份至多只能作精美纪念品用的“鹰卡”竟然被一些媒介作为金融投资的方式宣传，一夜之间被炒得异常烫手，原本仅10元一份的“鹰卡”认购证在重庆一下被炒到4000元的天价！然而不过两天，当美国方面指出事情真相后，所谓的“鹰卡”认购证瞬间便跌得一文不值。当众多不明真相的投资者一时赔得血本全无且在大街上哭爹叫娘呼天抢地之时，大喜过望的阴谋家们却早已携巨资销声匿迹了。
　　1994年轰动全国的沈太福非法集资案中，新闻媒介的助纣为虐推波助澜，同样使阴谋家们得以疯狂地暴敛民众钱财，新闻界着实为沈太福立下了汗马功劳。此等“业绩”，人民与历史自然不会遗忘。
　　而到了1995年，新闻界同样不甘寂寞：众多被雇佣的记者先生们，将一种每公斤至多不过300元的灵芝孢子粉吹成什么独一无二的治癌灵丹，使其价格扶摇直上一下子升至每公斤26万元的天价！一家报社甚至与阴谋家们同流合污，让本已死去的许多患者在其报纸的版面上“复活”，编造其服用所谓的治癌灵丹之后如何见效的病例，明目张胆地欺骗更多的患者。
　　如此不择手段地耍弄读者和欺骗消费者，中国新闻史上当然是前所未有。我们决不能容忍神圣、崇高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成为江湖骗子把玩的杂耍。
　　悲哀：“有偿新闻”成为不治之症
　　在当今中国的致富浪潮中，恐怕谁都难以否认，靠“腐败”发财的人中除了那些有本事钻体制空子的暴发户、那些有本事**勒索收受贿赂的官员，接下来恐怕要数那些有权以“媒”谋私的记者编辑先生们了。
　　说起“有偿新闻”，人们首先会想到1994年沈太福亿万元非法集资**案中牵涉到的《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他们因抵挡不住沈太福的金钱诱惑，不遗余力且明目张胆地以《20天集资2000万》、《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和《长城产业高科技发展与“五老”嫁接方式》等长篇报道，为沈太福的非法集资摇旗呐喊，最终开创了中国新闻记者以“媒”谋钱而被判刑的先例。然而，知道新闻界现状的人内心都不会否认，孙树兴和蔡原江只不过是意外摔倒的倒霉蛋儿而已，而更多的以“媒”谋钱、早已致富或至少已进入“小康”的记者至今却仍然其乐无穷、安然无恙。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多年来一直风靡新闻界的各种“新闻发布会”让众多的记者们忙得不亦乐乎、也富得不亦乐乎。记者新闻发布会从起初的小礼品到后来的现钞，现钞又从最初的50元、100元到后来的200元、300元甚至500元，而电视记者因电视的“不可竞争性”而往往要拿到高出别人一两倍的“红包”，达到500元、800元甚至上千元。谁都知道，那些在经济部、新闻部工作的记者和控制着关键版面的编辑眼下在新闻界同仁中是最走运最吃香的，他们的收入当然也会令人眼红。正因如此，某市一家晚报经济版和信息版的记者编辑们据说需要轮流“坐庄”，以缩短同事之间的收入差距并缓和内部管理上的矛盾。而谁都清楚，要讲捞钱捞实惠，眼下新闻界的记者中首推电视台。与报纸和电台相比，近年来电视台由于直观性和管理上的垄断性使其显示出“不可竞争性”，在众多新闻媒体中呈“一花独秀”之态。文字记者常常会说：“电视记者最‘牛气’！”之所以“牛气”，是因为电视的“独特优势”，电视台的记者想捞钱便比别的记者容易。正因如此，便常常有大胆者要冒充电视台记者。记得某电视台曾在其新闻节目中如此正告：“最近一个时期，发现有冒充本台记者到一些企业采访索要财物者，为此本台郑重声明：凡本台记者外出采访必须持有本台记者证、介绍信”之类云云，这类正告虽合情合理，却也容易产生歧义：难道贵台记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到企业采访索要财物吗？俗话说，正人必先正己。如果贵台记者向来台风端正，人家怎么会想到要冒充你们的记者前去索要财物呢？
　　未来社会研究新闻史的学者若写新闻史，理该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许多新闻媒体都不同程度地充斥着各种“有偿新闻”，以企业、企业家和产品为主的各类消息、特写、通讯出台的背后，更是如何地“运作”着钱财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