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志者:线雕

　　歙县是徽州故地，素有“十里不废读书声”的传统。孩提时的他，却不知怎的与课堂无缘，心静不下，书读不进，每每逃学，理由都是一个：“老坐在那里真没意思！”有一次，他竟统帅着全班男生蝗虫一般飞出课堂，扑进小河洗澡，生生误了一节课，把个老师气得直哭。就是这样一个不爱学习淘气好动被老师称作弼马温孙悟空的，20多岁时竟成为我国砚雕艺苑中脱颖而出的新秀，作品不仅被国家和一些省市博物馆收藏，还远销海外。而且，他的诗歌、散文、绘画、摄影也颇有造诣，多次参赛获奖。徽州冒出这样一个“怪才”，使人们在刮目相看他时又好生纳闷，觉得不可思议。
　　最了解他的莫过于他的外婆，老人家早有断言：“武娃人小志向大，成不成在天命！”他的知心朋友则说得更“唯物”一些：“志武是个心里暗使劲的人。”
　　回忆起来，他觉得当时最有意思的是画画。10岁时就已经能画什么像什么了。有一次，他手持几枝秃笔给村里人画墙画，听到几句夸赞，便不知天高地厚夸下海口：“我将来一定当大画家！”话被为人谦恭的父亲听到，好不生气，狠狠教训了他。不想他竟由此与艺术结下深缘。中学时，他临八大山人，摹新安画派。歙县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歙砚的故乡，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当他开始校正自己的艺术坐标时，选中了古老深邃的砚雕艺术。高中毕业后，他从师于砚雕艺术家刘子石，开始系统地研究砚雕理论和技艺，了解它的历史与现状。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他觉得应该在继承发扬传统砚雕艺术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开创砚雕艺术的新纪元。人们如果认为他当年要当大画家的誓言只是孩儿戏言的话，那么对他后来雄心勃勃要重振歙砚艺术的决心却不敢妄加评判了，因为他已有了一脸的成熟。
　　“行万里路，采天下风”，他背上简单的行囊远行了。与其说去向大自然索要艺术的灵感，倒不如说他是希望得到人生的点化，去挽上神灵之手，撞开机遇之门。登黄山，跨三峡，出东海，入荒漠，走九寨沟涧滩，览大草原风情，饮长城雄风，沐西湖细雨……他把一切辛劳艰苦都雕刻在记忆中，要依此悟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见地。他痴迷了，痴迷到模糊了家乡的亲友与恋人。在大西南，他结识了关山月、程十发；在黄山，他与一位艺术大师互赠作品。沿途，他结识了许多中外驰名的艺术家，万里行给予他艺术启迪，也给了他机遇，他有幸被中央美术学院接纳深造。他一边学习，一边操刀刻砚，在咫尺见方的天地里，揉进了情与爱，刻进了憧憬与希望。两年时间，他的《雕魂》砚问世，被日本大阪艺术馆慧眼独钟高价收购珍藏；他的《雨后黄山》砚出惊人，备受赞誉，被请到国家博物馆展藏。他的砚雕艺术熔诗歌的磅礴、散文的绚丽、绘画的神妙于一炉，与山石自然美形成高度统一，粗犷中露精细，玲珑中见遒劲；他反对千面一孔，学古人的不是外形而是精神，学今人的不是江湖技巧而是风韵气派；他运刀讲究法度，强调“以柔克刚，顿挫有变”。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以初生牛犊的勇气，以少有的灵慧聪颖，以独到的视角感觉，以谦逊的治学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给我国古老的砚雕园地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正当辉煌之时，毫无处世经验的他成为一些暗矢之的：“清高”“癫狂”“目中无人”……他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很弱小无援，忽然意识到眼下最要命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他回到原籍歙县，找到一个拿工资的地方当“师傅”。说是“师傅”，其实是一架“雕刻机”：没有自己的创作，公家的石料，别人的图案设计，不能改动，更不能搞错。他受不了，跟人吵翻了。
　　自立门户——他开办了一个民间艺术创研室。庙虽小，但不舍艺术的追求。为了尽善尽美的艺术，他有时把徒弟训得一塌糊涂。但徒弟都不恨他，尊他如兄长。后来，这些弟子不是企业的骨干，便是个体创业者，在砚林中扩散着他的风格与影响。他忘我的追求和精湛的技艺以及非凡的作品博得了安徽省群众艺术馆戴显武馆长的青睐，请他进群艺馆开办砚雕研究所。为了研究，他不住繁华的闹市，在郊区租了一同民房，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一晃几年，他酝酿、构思、完成了一大批精作佳品，远销海内外。他的代表作《十七帖》长1.8米，宽0.8米，花了一年半时间，调动了所有的才思与生活积累，将王羲之的传世之作再现于巨砚之上。砚中的古汉钟造型古朴高远，观之似能听到象征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袅袅之声；而王羲之那笔走龙蛇的狂草，又被他的雕刀赋予一种新的神韵。巨砚上还镌刻着一枚古色古香宛若青铜器铭文的印章，使整件作品显得气势恢宏，色调凝重，形神兼备，刀法不凡。这件巨作被我国文化部门视作国宝。《十七帖》标志着他艺术风格日臻成熟，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崭新的里程碑。1990年，香港特邀他举办“奇石世界艺术系列”专题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港报对他的艺术作品大加推崇和赞誉。他不仅作了一次成功的艺术展示，还为国家赚回几十万元的外汇。
　　当一个名人不易，而初为“名人”则更难。崭露头角时，他有过失落；大功告成时，他再度失落——不知是因他才华横溢、名扬遐迩，还是因他经济上的逐渐富裕，抑或是因他太狂放，总之不知因为啥他在群艺馆呆不下去而再度成为“民间艺人”。仍住那间租来的小屋，不同以往的是丢了官饷饭碗却多了满屋子的书。除了专业书外，还有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头顶上是沙孟海给他题写的“初恋的相思”和陈登科题写的“徽州一怪”。他的确很怪，他的一方砚出手就是几百上千元，但他从不图自己的舒适安逸，钱除一部分用来买书和购置原材料，其余全部接济别人。
　　当我们来到他又闷又热的农家小屋时，他正在准备出展日本的作品。他款待我们吃饭，总共才3只碗，两双筷子，烧菜的锅便也是盛菜的“盘”。目睹这副“惨”状，我们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却大谈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进一步的打算，谈得我们直想掉眼泪。我们感到，他这一生，不管能不能实现那“开创我国砚雕史上的新纪元”的宏大报负，他手中的刻刀是不会随意丢弃的。他那自成一体的砚雕风格只会越来越显示出他桀骜不驯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