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歌【爱情的颂歌】

　　一个革命者，应不应该有爱情？应该建立怎样的爱情？马克思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写给他的夫人燕妮的一封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一首无产阶级的爱情的颂歌。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叙述了他和燕妮结婚以来，第一次离别较长时间后的孤独和对燕妮留下的照片所产生的“狂热的崇拜”。他在信中对燕妮说，“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看着你的照片，“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还说：“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即被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化了的“一般人”的抽象的爱——引者），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即庸俗唯物主义者对物质的东西不择手段的追求——引者），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里，既没有什么掩饰，也没有任何矫柔造作。马克思倾吐了他那象火山爆发一般的爱情。这种爱情是人类最美好、最瑰丽、最高尚的爱情。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领袖伟大的情操。
　　为什么马克思对燕妮爱的这么热烈、这么深沉呢？这是因为燕妮是一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她为马克思作了一切牺牲，共同经历了革命的坎坷征途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燕妮出身于普鲁士的名门贵族。她的父亲是世袭男爵，她的家庭有漂亮的住房，美丽的花园。她本人天资颖慧，才华出众，又长得美丽绝伦，身边围绕着许多的爱慕者。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够在上流社会中联姻华胄，但是她以尖锐的批判眼光对那些虚伪矫饰、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不屑一顾，而热恋着她少年时代的朋友——出身于一个普通律师家庭、却有着远大抱负的马克思。她对爱情的选择同她的家庭所安排的道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她的长兄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反动的家伙，顽固地反对这门亲事。但是，燕妮却不顾父母亲属和她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各方面的压力，决心为实现她的爱情而斗争，宁死也不背弃她的恋人。正如马克思的父亲当时写信告诉马克思的：即使有一个王子也不能把她从你手中夺去。她全心全意地依恋着你，你永远不应该忘记，以她的年华，她为你所作的牺牲，绝不是寻常女子所能办得到的。马克思后来自己也说：我的未婚妻等了我七年，为我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摧残了她的健康的斗争。
　　一八四三年六月，当马克思成为德国政府
　　最痛恨的革命家，被解除《莱茵报》主编职务、准备流亡外国的最困难的时候，燕妮同马克思结婚了。她毅然地抛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马克思一起去经受流亡的苦难，毫无保留地支持马克思走上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战场，把他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准备承担这一步骤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在他们结婚以后到一八五六年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们曾经先后三次流亡国外，过着极端困苦的侨居生活。贫穷相继夺去了他们心爱的三个孩子的生命。尽管有恩格斯以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经常解囊相助，但仍然不能改变他们一家生活的厄运。饥饿、寒冷、商人和房东的逼债，典当衣物的窘迫，简直使他们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燕妮在给他们的朋友魏德迈的信中，曾经描述了他们在流亡之初的一天生活的悲惨情景。那时，他们的小儿子格维多刚刚半岁，燕妮的身体非常不好，但由于雇不起奶妈，只好自己喂奶。她写道：“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小格维多半年之后就去世了，这是马克思和燕妮失去的第一个孩子。燕妮继续写道：“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燕妮还写道：“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
　　这是马克思的家庭一贫如洗的真实写照。燕妮，这个出身高贵，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子，现在居然跟着马克思过着如此穷困潦倒的生活，在一些人眼里，是难以理解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和鼓舞着她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有在这个共同理想基础上产生的爱情的伟大力量。燕妮在这封信中说得明白：“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
　　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十分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恩格斯赞美她说：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对于这样伟大的女性，马克思怎能不深深地热爱呢？他不能不以有这样的妻子感到骄傲和幸福。
　　在这期间，燕妮与马克思不仅患难与共，分担他们家庭生活的贫困所带来的痛楚；而且还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支持马克思所从事的一切政治活动和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在政治斗争中，无论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她都始终站在她的丈夫一边。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她被比利时政府逮捕过；在科伦共产党案件中，她同丈夫一起为揭露普鲁士政府的罪恶阴谋日夜奔忙，发愤地工作。她是首先了解马克思的事业的整个意义、并首先肯定他的学说的正确性的人们之一。为了使工人运动尽快地有自己的理论著作，她完全同意丈夫不去谋求一个能挣点钱来养家糊口的普通职业，而让他专心于理论研究。这个事关重大的决定要以家庭的许多牺牲为代价，象前面所看到的，燕妮英勇地承担了这种牺牲。她学识渊博、观察敏锐、见解深刻，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和秘书。马克思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一篇未经她读过。她对于一切重大事件所提的问题，对他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的评语，对科学成就的热烈的赞许，都能帮助他更进一步了解社会问题，推动他在理论研究中继续前进。她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也加强了他的自信，增添了他的力量。这一点也使马克思对他的妻子终生感激不尽。因此，他们最小的女儿爱琳娜在回忆父母时自豪地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末卡尔·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这个评价，就是对他们这对革命伴侣的崇高爱情关系的总结。
　　马克思与燕妮的革命历程和爱情生活，深刻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共同的理想和志趣是建筑爱情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能互相体贴，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从而凝聚出真挚、纯洁和永恒的爱情。匈牙利的伟大诗人裴多菲给我们留下过一首辉煌的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自由”赋与新意，理解为献身于全人类的解放，那末，这首诗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什么是爱情的位置？革命第一，让爱情之花伴随着革命理想而开放——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