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_王澍　你们现代人不理解

　　49岁拿到普利兹克奖，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一般来说，建筑大师通常要在60岁才能获此殊荣。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又一次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他也是中国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人。
　　一口烟，一杯茶，诗性建筑师
　　当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教授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传开时，他正在美国讲学。这位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的49岁建筑师，既是中国获得比项殊荣的第一人，也是全世界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王澍教授刚回国，就带着太太第一时间奔赴自己任教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而这座位于杭州转塘，据称由700万块不同年代旧砖弃瓦砌成的建筑作品也是他的匠心之作。
　　王澍还没有倒过来时差，常常说着说着就忘了记者还问了什么问题，但他很自然地保持着耐性，努力地把每个问题都回答清楚。
　　王澍悠闲地吸着烟，时不时轻轻吐出几个烟圈，回答间歇抿一口茶，然后再不紧不慢地应对大家的穷追猛逼，并安慰没有插上话的记者：“不用慌，每个人都有机会。”
　　当然，这个会不自觉皱起眉头的中年男人，是一位建筑艺术家，总会有些独特的地方——他说话不大拐弯，透着狠劲。譬如他说，中国建筑界总是停留在开端的状态，“梁思成要是到了现在，怕是要变成王国维了”。
　　与王澍对话，你会发现他不只是一个建筑师，更多的是一个有情趣的诗人。
　　在谈到建筑的历史寻根时，他说自己很喜欢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然后吸口烟，开始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小山丘：“回忆不是某个具象，而是你在院子里与朋友围炉茶话，你们之间隔了一个世纪的遥远而深邃的目光……”
　　王澍自称不会用电脑，也不上互联网，所以从来不会刻意去关注外界对自己评价：“我觉得不管外面刮风下雨，风起云涌，必须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创作出美好而诗意的作品。”
　　一位西方记者追问王澍：“如果你不做建筑师，你会做什么?”他想都没想，毫不犹豫地回答“作家”。
　　“你们现代人不会理解的”
　　在成为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之前，王澍不是国内最出名的建筑师，却可能是国内最特别的建筑师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澍的建筑是不合时宜的：非标准化、没有速度、不追求效益。他唯一一次设计商业住宅，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才谈下来的“钱江时代”，那时，开发商最后下定决心：“我也理想主义一回。”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是王澍个人最大的作品，用的全部是废旧砖瓦，整个校园像个迷宫一样，找不到出口。
　　“教室太暗了，岂不是会违背建筑的功能性?”
　　“那为什么不到走廊上上课呢?走廊我设计得很宽。为什么不到院子里上课呢?爬到屋顶也可以，或者像释迦牟尼佛陀一样坐在树下讲课。”王澍回答。
　　“刚入校的新生找不到教室的门。”
　　“找不到门，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王澍的思维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
　　特立独行并不仅仅在此时，年少时的王澍已然是东南大学校园里有名的“愤青”。毕业十年后的校庆典礼上，系里一位青年教师碰见他，还忍不住提起旧话：“每次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你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上到大二，他便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他了；大三的时候，他翻烂了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能背出《世说新语》；24岁那年，他写出长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一路批到自己的导师：他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宣称“中国就一个半建筑师，我算一个，我的导师齐康算半个”。论文答辩全票通过，王澍却最终没能拿到学位证书。
　　“我觉得我生在17世纪，我每天与李渔见面对话，在迷宫一样的建筑里寻找出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乐趣，你们现代人是不会理解的。”凭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高超表达，以及对不同建筑材料组合的巧妙把握，王澍的作品有着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象征性和延续性。当大家拼命赚钱的时候，他说自己“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来反省”。
　　“中国有那么深厚的文化，而现在到处在拆古老的建筑，当年那些有尊严的材料，如今像垃圾一样被丢弃，所以我们要用智慧的方式让它们复活。”
　　这个观点，也是他得奖的一大原因，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评价道：“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孤独地“寻找”中国
　　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聘为“丹下健三”荣誉讲席教授的王澍，在一场讲座中回顾自己当年的心路：“对于我，上海不是中国，我回杭州，就是回中国。”让他失落和痛心的是，作为美丽城市样本的杭州，如今建筑密度已向香港看齐；中国想要成为美国，国土上近80％的传统建筑已经消失。
　　在寻找自己心中“中国”的路上，王澍赢得了世界的敬意。如果说，以杭州为代表的乡土中国里蕴涵了保罗·里柯所说的两种可能——“我们处在一条隧道中，一头是古老文明教条主义的黄昏，另一头是参与普世文明对话的拂晓”。王澍大概走通了这条隧道，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踽踽独行。
　　上世纪90年代是整个中国大兴土木的黄金时代，王澍与同为设计师的妻子陆文宇则在杭州过起了隐居生活：在美院教教书，玩玩摄影，拍拍DV，在50平方米的家里建园林，到城市的小弄堂里闲来荡去……
　　“他骨子里一直都有一种孤傲。”王澍的同窗好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童明说，“他在乎自己真正在做的事，而不是那些名义。”在他的一些同行纷纷沿着“名校出身一出国镀金一回国实践一作品展示一媒体宣传”的途径获取成功时，王澍走的是一条与体制和市场都保持距离的路。朋友们记得，大热天一起打着赤膊、摇着八角蒲扇在狭小的房间里画建筑草图，别人跑出来喘口气，他仍在埋头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