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辉对笔者的三个唯一] 笔者

　　2002年9月28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向周尔辉最后告别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至今，斯人离我们远去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写过不少有关周恩来和他亲属们交往的文章，还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炫公集——有关周恩来的轶事、珍闻及考辨商榷》、《周恩来和他的亲属》等书。每每在夜深人静或是梦境中，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周尔辉的音容笑貌。他的质朴、坦诚、执着和本分常常令我热泪湿枕，夜不成眠。因他生前把我当做他的知己，使我知道了许多周恩来的家事，澄清了许多重要史实，有的还是周恩来生前记错或写错的事，以至我被现旅居加拿大的周恩来另一位侄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尔鎏教授称为“知道我们周家事最多的人”。
　　周尔辉告诉我的周家事确实是比较多的，然而最为令我难忘的还是他对笔者的三个“唯一”。
　　“唯一”之一：他曾将周家房契给我看
　　1997年，淮安市涟水籍名士、原我国驻印度大使徐贻聪担任外交部所属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因为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都对周恩来有着深厚的情感，徐贻聪就打算出版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以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他希望这本书能出自一位淮安老乡之手，于是经淮安市外办同志引荐，选中了笔者。原计划写周恩来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事，我考虑到早在1979年我们淮安方面就出版了《周总理与故乡》一书，如果仍选用此题材，那么在内容上就难免“炒冷饭”。于是经商定，我就把我近几年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文章汇集成册，取书名为《丰碑上的故事》（后来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落英缤纷沃中华——周恩来逸事》），并于1997年9月26日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合同。
　　由于该书内容都是我出手不久的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如约交稿了。然而由于国家在出版方面有新规定，世界知识出版社没有出版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书籍的任务，他们在努力了一年多之后只能遗憾地退稿并赔付了违约金。
　　1999年9月，在我拿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退稿后就立即前往南京，期望找有关出版部门将这本书付梓出版。到南京后，我就想到好友周尔辉，何不请他看看书的内容，以减少差错。于是，我于9月2日下午来到南京市东南郊的锁金五村，找到了尔辉的家。可当我向尔辉提出想请他帮我看看书的内容，给我把把关的时候，他却笑着拒绝了：“你写的东西我还不相信吗？再说，对我们周家的事，我也没有你知道的多啊。”
　　就这样，我们海阔天空，整整说了两个多小时，旁边，只有他的续弦张桂英给我们添茶。4点多钟时，我起身告辞，他们夫妇俩把我送至楼下。这时，我俩好像言犹未尽，他握着我的手也迟迟不松开。等下到楼底时，忽然尔辉轻轻拉了拉我的手说：“老秦，你回来，我让你看一样东西。”我又欣然随他重返二楼。这时，我见到张桂英已经将一张大约有六七公寸见方的古旧字据展示在他家客厅里。我仔细一瞧，原来是周家当年购买淮安驸马巷房产的契据。因为我童年时代见过自己家的田契、车契，其纸质、样式等都是一模一样的。我顿时兴奋极了，随手就摸向腰间挂着的“傻瓜”。但被尔辉制止了，他颇感无奈地说：“这件东西传到我手上之后，还没向任何人展示，包括我们周家的所有人。所以，请你不要拍照，也不要记录。”
　　是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很长时期，收藏地契、房契被认为是等待复辟“变天”、好秋后算账的反革命行为，这一笼罩在神州上空几十年的政治阴影周尔辉不可能不有所考虑，加之周家门族也大，会不会引发出其他问题也值得他考量。可是，这对于我这个研究周恩来童年和家世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说实在是非常遗憾。于是，我只好认真地欣赏那古老的毛边纸，那木刻版印刷的繁体字，那填鸭式的古代契据格式。
　　当我看到买主名下是周光勳、周光焘时，周尔辉笑着向我说：“去年春天我向你打听周光勳是我们周家什么人时，你说是我们伯伯的曾祖父，这没错吧？”我回答说：“对，他是周恩来的曾祖父，也就是你们的高祖。他们一共兄弟俩，光焘是他的弟弟。”
　　20多分钟后，我匆匆告辞下楼，当确信尔辉夫妻俩已回屋时，我连忙一屁股坐到一棵大树的树根上，掏出笔记本和笔，飞快地写下了：“立契时间：道光己亥年，卖主：胡干臣，买主：周光勳、周光焘，房价：260两白银，凭中：柴树人等六人，凭官牙：何丽文，契税：七两四钱，‘绝卖’……”
　　就这样，我成了唯一看过周家驸马巷房契的人。
　　“唯一”之二：他告诉我曾被伯伯“棒打鸳鸯”
　　周尔辉是1952年在扬州中学读书时遵伯伯周恩来的嘱咐随奶奶杨氏赴京读书的。因为1952年我们国家才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从那时起，周恩来就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他的近亲属并尽己所能为晚辈们提供学费。而他对周尔辉这样做，既是对婶娘杨氏一段养育之恩的回报，也是为了减轻国家和社会负担。
　　周尔辉告诉找，他到北京后，周恩来没有让他这个侄儿上政府专门为烈士子女和高级干部子弟办的、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而是让他去普通的北京市第26中。这所学校原来是私立的，叫汇文中学，各方面都比不上干部子弟学校。那时一上初中就住校，住校生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每人每月9元钱，一种每月7元钱。周恩来让尔辉吃每月7元的伙食，以防止尔辉他们从小养成特殊化的优越感，还一再叮嘱他们，无论是和老师或学校领导谈话，填有关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都千万不要说出与伯伯的这层关系。周恩来对尔辉说：“你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周恩来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就会逐渐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会比别人慢了。”
　　周尔辉虽然牢牢记着伯伯的话，从未“暴露”自己是周恩来的侄儿，但时间长了还是有人知道了，只是尔辉自己未说明，别人也没有挑明。尔辉还告诉我，他不是像一些书上写的，说要入党了，组织上政审，到淮安调查，才知道周尔辉原来是周恩来的侄儿。其实，在北京读书长达十多年，经常进出中南海，老师和同学谁没长眼睛和耳朵？那时上大学都搞政审，一个经常进出中南海的人哪能不搞清身份呢？
　　就在我与尔辉谈得投机时，他忽然说起了他婚恋的事。
　　还在他就读于北京26中初中时，就和他同坐一凳的一位女同学好上了。后来，两人又一起上高中。每到寒暑假时，他们就相约在一起：北海，有他俩划船的身影；香山，有他们赏枫留下的脚印；八达岭上，也有过他俩的并肩远眺。当然，那都是背着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的。特别是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的五年，他的这位女同学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上不了高校，两人便鱼雁传书，无话不说，真正到了情投意合、互相爱慕、互诉衷肠的境地，在感情上更是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