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_比较朝鲜《梁山伯传》与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异同

　　摘 要：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不仅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而朝鲜的《梁山伯传》与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较二者的异同，可以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不同民族情感在书写类似题材作品中的重要决定作用，以及他们各自文学内在的独特民族文化指向。
　　关键词：《梁山伯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异同
　　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最早是由民众口头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产生于魏晋时期，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能见到的最早的梁祝故事的文字记录时在唐代张读的《宣室志》”②，较为完整的故事记录则见于明代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③，它的主要情节包括乔装游学、同窗三载、离别托言、楼台相会、殉情化蝶等，与现今有关的《梁祝》戏曲、影视等作品的大致内容基本相似。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祝》的故事，在我国不仅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其故事梗概为：祝英台从小好学读书，女扮男装后外出求学，后与同窗共学的梁山伯情深意笃，两人结拜为兄弟。三年后学有所成，离别之时祝英台托言梁山伯前来见访，待梁山伯和祝英台见面后得知祝英台已续聘马家，回去后悲痛成疾，抑郁而终。祝英台与出嫁之日途径梁山伯墓地，哭坟殉情，最后化蝶双飞。
　　如果没有包办婚姻的羁绊，没有封建家长制的阻拦，梁山伯与祝英台本该是一对幸福佳偶，而非那个时代婚姻制的牺牲品。在古代社会，男女从彼此的倾慕到结为连理绝非个人的私事，而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而且许多有关婚姻的看法和约束也很早的就写入了文学作品和国家律例之中，举例如下：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
　　“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自衔，弊而不售。”——《战国策·燕策》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
　　“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妹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 ——《明律》
　　由此可见，古代的男女婚姻定然受到一些束缚和限制，并且这种束缚和限制已在潜移默化中被民众接受，并在法律条文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加固。而青年男女要想冲破这样坚实的禁锢，追求自由恋爱正大光明地缔结佳缘几乎是不可能的。《梁祝》中男女主人公“生为兄弟，死为夫妻”就是同那时的封建家长制婚姻抗争下的惨痛结果。
　　而朝鲜的《梁山伯传》与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朝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演绎的舞台由中国搬到了朝鲜。中国的英台当兄长替她跟马氏订婚时，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怕家人对她的游学进行阻拦，而不敢说出对梁山伯的爱慕之心，但朝鲜的英台回到家就告诉父母与梁山伯之间的爱慕之情，结果她的父母勃然大怒，迫使她与宰相的儿子订婚。出嫁时，两部小说中都有梁山伯的坟墓裂开的情节，祝英台也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但在两国的小说中一对青年那女的结果有所不同，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成了蝴蝶。但朝鲜小说中的两人居然还生，举行了婚礼，山伯文武两科状元及第，夫妇两人尽享荣华富贵。
　　朝鲜的《梁山伯传》与中国的《梁祝》有两处不同且令人瞩目的地方，一个是父母的独断，另一个是故事的圆满结局。朝鲜时代的儒教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是顽固和彻底的，家长以绝对的权力掌握着家中的一切事宜。所以家长和家人间的关系是由上到下的垂直关系，即家长里里外外都代表着家族，所以家长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家人也有着听从家长的义务。所以在家长的指挥和监督下，子女终身大事的决定权自然落在家长的手中，作为婚姻的当事人——子女也自然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使说出自己的实在想法也会受到驳斥。
　　在朝鲜，导致那时子女的婚姻由父母的包办的婚俗,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巩固和确立家长制之前的高句丽、高丽之际，男女婚姻结合是比较自由的，男女自愿结合行为被当事者所认可和决定。但这种自由婚姻的习俗是从高丽受到中国元朝的支配开始就逐渐消失。元代“采红”（朝廷选宫女）制度的出现促使中朝两国社会流行早婚。地方官为了奉承朝廷的官员，到处挑选妙龄少女。而许多平民百姓为了躲避“采红”，只好早早地将自家女儿嫁出。而且元朝长期以武力压制高丽的同时，还通过皇室联姻的方式，使高丽成为驸马国，从高丽带走了许多女子。所以有女儿的父母为了避免这种强制性的婚姻掠夺，便早早地将女儿嫁于本国男子。于是从高丽后期开始盛行早婚，这时子女婚事的决定权很早就落在了父母的身上。④即使过了元代，早婚的风俗并没与随之销声匿迹，而且又因为高丽末开始盛行儒教思想，早婚尤其在上层社会呈愈演愈烈之势。影响早婚的儒家思想对家族制度中的父权强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因家长权的强化使家长很自然地把子女的婚事大权揽在手中，而且又促使社会上产生媒妁婚。但朝鲜时代的媒妁婚并不是产生之始就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媒妁婚在朝鲜前期仅在上流社会急剧扩散，普及到平民社会只是在朝鲜后期。而且与早婚有着密切关系的媒妁婚所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朝鲜时代只有通过婚礼的人才能被认定为已成为大人，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家长就急于使子女成婚，认为督促他们早些传宗接代才能免于不孝的罪名。虽然朝鲜的法定年龄是男子十五岁，女子十四岁，但社会上盛行着10岁以下男女的婚姻。当时全世界法定结婚年龄的平均值为男子十八岁，女子十五岁，与当时世界上的平均结婚年龄相比，朝鲜的法定结婚年龄相对来说是早的。父权制社会所建立的婚姻中当事者永远是无法成为婚姻的主体，而只是一个客体，两个家族只有通过这个客体才能建立姻亲，新郎和新娘只是作为姻亲之间的媒介而被家长或媒人所操纵着。
　　朝鲜的上述历史背景使读者不难理解小说中英台父母对女儿的婚姻之强硬态度，但故事以大团圆结局为结尾，还是不免落入“苦尽甘甜来”的朝鲜古小说的俗套，这种俗套既然能够被大多数朝鲜民众所接受，也是浓厚的现世主义对朝鲜民族的影响所致。结尾的处理上又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朝鲜民族的日常生活心态，他们追求着欢乐的喜剧，虽然缺乏厚重感，但崇尚朴素和单纯美好的民族心态跃然纸上。从这篇由中国小说改编而来的具有朝鲜特色的爱情题材小说，可以看出朝鲜民族追求现世的、人本主义思想，这与朝鲜的“某事在天，成事在人”的理念相一致，而且比中国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更具有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