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言的修辞风尚及其美学价值】 美学修辞

　　一　　魏晋“清言”是中国中古文化史上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言语活动和现象，通常称为“魏晋清谈”。这里用“清言”，并非源于对新术语的嗜好，而是“清言”与“清谈”相比较，兼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属性，它兼有的名词属性使人们可以更多地关注清谈活动的语言特点。
　　清言，也并非新创，这一术语在魏晋时期使用得很广泛。“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又如：“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日：‘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五更。”(《世说新语·文学》二二)“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世说新语·简傲》三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好《易》《老》，善清言。”(《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修传》)“最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等等。在现代学界，也常用“清言”来指称魏晋时期这一学术思辨和公共言语交际活动。
　　关于“清言”(亦称“清谈”)的来龙去脉，钱穆先生在《魏晋清谈》一文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沿袭，直至隋业一统，始见肃除。”
　　相对于以往士文人的言谈，“清言”的内容不带有世俗性和功利性，主要是对宇宙人生等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形式上，“清言”重视语言表达艺术，无论谈玄论文亦或品人，清谈者都十分注重言语修辞和风度举止，追求语言表达的机智和唯美，彰显了一种崇尚思辨、追求智慧、重视审美的时代新风尚。范子烨先生对这一言语风尚有生动的描述：“参加这样的辩论，不仅要理义深刻，而且要言辞雅致，否则就难以称雄致胜。出于清谈的实际需要，魏晋士人特别讲究辞喻，推重辩才。所以在当时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的君王，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幽人，莫不修辞设喻，追求叙致精丽的表达情调，具体说来，那就是追求措辞的新奇和语汇的富赡”，“日月星辰，草木禽兽，都是平常的自然景物，而一经清谈家们道出，即异彩生辉。”
　　从修辞学的角度而言，清言关注的重心有一个由“理”到“辞”的演变过程。
　　首开清言之风的是正始名士，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认为：“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从正始开始，士文人清言以“理”的辨析为主，即所谓“名士相聚共谈析理”，所谈内容侧重于以“理胜”为目标。由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正始竹林名士的影响很大，其所开创的清言之风从内容到形式对西晋社会都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因此西晋的清言基本秉承着正始的理路和风尚，但少了正始清言的激越和深刻。至西晋元康清谈中诞生的郭象哲学，以本末体用观念，将社会伦理道德解释为生命自然的外化，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命题，在玄理的探讨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正始至西晋清言的文化内质是道家文化，因此在风格上崇尚清简，加之当时推崇“得意忘言”的思维理路，因此这一时期清言在语言表达上往往追求“清辞简旨”、“言深旨远”的表达风格，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要能片言析理，追求语言高度简炼而又隽永传神，通过有限的言象传递出无限的意蕴。这一语言理路，催生了一种清微简远的言说风格。清微简远，在语言上讲究的不是偶整、蘼丽、繁缛；而是洁净、洗炼，含蓄中传达出悠远的意韵。
　　至东晋时期，东渡士文人在化解了亡国的伤痛后，又在江南的青山绿水中复兴了清言之风。但此时的清言不再单纯追求以“玄理”服人，关注的重心开始逐渐向审美的一面倾斜和转化。比如一场好的清谈，各方的形象风度、表达技巧和语言文采都很受重视，从《晋书》和《世说新语》所记载的清言条目看，东晋时期的清言，显然比此前的清言更多地涉及修辞问题。《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载：“济善于清言，修饰辞令，讽议将顺，朝臣莫能尚焉，帝益亲贵之。”作为清言之渊薮之《世说新语》则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荀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世说新语·品藻》四八)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是属于修辞部分，是“清谈”的形式；“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说的是清谈的内容。刘恢和王濛都是东晋清言名家，从王濛的评价中我们看出，此时“理”与“辞”是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的。再如“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才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世说新语·文学》二八)殷浩清言往往是“既有佳致，兼辞才丰蔚”，因此，欣赏者众多，名气很大，《世说新语》对其清言情况的记录也比较多。又《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此时，清言中的“叙致”、“才藻”、“意气”、“才峰”等等这些修辞要素在清谈过程中都变得非常重要，常常成为人们品鉴和欣赏的重点，如王羲之本来对支道林是很冷淡的，后来听到支道林讲论庄子的《逍遥游》，“才藻新奇，花映烂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六三)。“辞与理竞，词胜而理伏”成为此时清谈的上佳境界，甚至有时这种公共言语交际活动甚至完全变成言辞的角逐，而成为一种公共审美活动。如“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部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