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明道”文章观的演变及其悲剧人生] 逆袭悲剧人生

　　元代中晚期文坛最显著的走向莫过于从“台阁”向“山林”的演变，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大量的隐逸群体及文人雅集结社组织，如“玉山雅集”与“北郭诗社”；二是文人在创作实践中创作了大量私人化作品，如“铁崖体”的出现及后来被称为“吴中四杰”的“缘情”之作。但到了明初，文坛走向又实现了从“山林”向“台阁”复归。这种复归的完成，一是源于朱元璋强制性措施，二是得益于婺中文人占据主流文坛后的努力，二者相辅相成。结合当时文人和政权的实际情况，这种复归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必然性。
　　婺中文人和吴中文人是元明之际最重要的两个文人群体，都有一套完整的师承系统，且名家辈出。二者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文学观念等方面。这种差异性的形成，既源于二者在继承传统上产生的分歧，也源于现实遭遇对各自产生的不同影响。大明新统后，出于政治建设之需，朱元璋“崇朴尚简”，这种原则渗透到其统治政策的方方面面。表现在文化领域，便是对“实学”之风的提倡。“实学”从根本上是为了追求文章的“实用”，又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一)文章的“雅正”功能；(二)文风平白质朴的表达。在这种主旋律下，以宋濂为代表的婺中文人成了先锋，一是因为他们曾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二是因为他们的写作特点也符合这种要求。在婺中文人的引领下，明初文坛渐渐呈现出以“台阁”为主导的局面。如果说吴中文人在元代中晚期文坛从“台阁”向“山林”演变过程中存有中坚力量，那么婺中文人则在明初文坛从“山林”向“台阁”复归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与主导作用。兹以宋濂(1310－1381)为例。
　　从师承关系上看，宋濂是第三代婺中文人中的杰出代表。如果没有在风云际会的元末遇到朱元璋，宋濂至多不过是一个带有理学色彩的文人罢了。和朱元璋相遇，改变了宋濂的命运，也改变了其文学观。从个人遭遇上看，一方面，朱元璋给了他实现理想抱负的舞台，他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的雄才，对文人恩威并用、猜忌玩弄，虽然宋濂的命运最终没有高启等吴中文人那般惨烈，但同样在胆战心惊中聊度余生，并没得到一个“持重硕儒”本该得到的待遇。在文学思想上，一方面，宋濂借助政权提供的平台，能充分发挥并践行其带有理学色彩的文学观；另一方面，这种地位及声誉的取得又以失去自由甚至在如履薄冰中惶恐度日为代价，导致宋濂在诗歌中表达了压抑之情。因此，宋濂的诗歌观与文章观也并非完全吻合，显示了其文学思想的丰富与复杂。
　　宋濂的一生，从整体上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元末隐居时的“守道”期；二是跟随朱元璋后的“行道”期。结合宋濂的作品，“道”在其眼中有三层意义：在政治上，“道”是孔子以来儒家“仁”的治国理念；在道德观上，“道”是严谨自律的修身素质；在文学观上，“道”是教化、宗经征圣的“文道合一”。“明道观”的文学思想伴随宋濂一生，但又随着其地位的升迁及心态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在元末，由于深受老师柳贯、黄溍的影响，宋濂也曾为人仕努力过，但是两次科举的失败，让宋濂最终选择了隐居。至正九年(1349)，宋濂40岁，因危素荐，擢翰林国史院编修，但老师黄潘已上章求归，故宋濂也以亲老固辞。至正十年(1350)，宋濂携家自金华迁往浦，不久后，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戴良还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在文中，戴良引用了宋濂说自己不愿为官的四大理由：
　　自闲散以来，懒慢成癖，懒则与礼相违，慢则与法相背。违礼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又不耐事，且惮坐劳酬答，少顷必熟睡，尽日神乃可复。而当官事丛杂兴，夫造请将迎之不置，一不能也。啸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无时，惟意之适，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纵，二不能也；凝坐移时，病如束湮，一饭之久，必四三起，而当宾客满座，俨如木偶，俾不得动摇，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举笔就简，重若山岳，而往返书札，动盈几案，四不能也。
　　可见，此时宋濂已经对政治失去了信心。至正十六年(1356)，宋濂入小龙门山著《龙门子凝道记》。这一时期，宋濂虽以“修身”自任，但行动自由，思想无拘无束，友人王神描述他：“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毕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轰笑竞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适。”(《宋太史传》)他“悠然以自适”，自号“龙门子”，在生活态度上和吴中文人很相似。但宋濂毕竟深受浙东学派“事功”观念的影响，他的“隐居”与“守道”只是为了等待时机，在《龙门子凝道记》的《终胥符》中，他借龙门子表明了这一心迹：
　　龙门子怃然曰：“我岂遂忘斯世哉?天下之溺，犹禹之溺；天下之饥，犹稷之饥。我所愿学禹稷也，我岂遂忘斯世哉?虽然，予闻之，道之兴废系诸天，学之进退存诸己。存诸己，吾不敢不勉也；系诸天者，予安能必之哉?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
　　宋濂在这里区分了“平治天下”的关键在于“用”与“不用”，但“用”还需要遵循“礼”的原则。他在《观渔微》中说：“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可见，宋濂眼中的出仕标准既有对自我“守道”的规范，也有对人主“贤”(礼)的渴望。这种把“事功”与“道德”紧密结合起来的理想目标，既使他和纯粹的“事功派”区别开来，也终因这一理想的沦丧使其最终遭遇坎坷，失去自我。
　　“明道”是儒家最根本的文艺观。关于“道”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于统治者而言，“道”侧重于教化之美、风俗之醇、律令之明等；对于被统治者而言，“道”则侧重于表现民生疾苦、社会不公以及个人不平遭遇等。作为最有资格把二者进行有效连接的文人，要想兼顾且打通二者，自身往往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为德，所谓“文人之担当”；二为“位”，这样才能充分保证向上上达天听、向下化育黎民。这种理论上的设计并不能保证操作上的实效性，尤其是面对独裁雄猜之君，“道”往往失去了规范统治者的这一面，成了“颂圣”、“御用”的工具。从宋濂“明道观”内涵的转变就印证了这一点。元末时的宋濂，其眼中的“道”更多是站在下层的立场上，具有极强的讽喻性与批判性。他写了大量的寓言，如《龙门子凝道记》与《燕书四十首》中，另外还有《寓言五首》。这些寓言，题材广泛，文笔泼辣，形象生动，极富忧世情怀与批判精神，表现了宋濂愿意为下层人民代言的儒者本色。而加入朱元璋集团后，宋濂的“明道观”则因多方面原因发生了细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