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双出”现象谫论|纠正忽视名著阅读现象的建议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且能够影响后来者的写作，进而形成小说流派的长篇名著主要有六部，我们把这六部小说写作与出版的时间作些简单的排比：《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几乎同时完成于元末明初，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版本都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刻本；《西游记》和《金瓶梅》几乎同时完成于明朝隆庆、万历间，传抄和刊刻于万历中后期；《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差不多同时创作于清朝乾隆前中期。如此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那些开创性的也是后来同一类型作品无法超越的小说名著几乎都是“捉对成双”地同时出现，而且每两部名著的出现都间隔将近二百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或者说，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理据么?就笔者隅见，这方面的深入探讨似乎还不多。它们虽“捉对成双”地几乎同时代出现，但差异性也极为明显，尤其体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结构的安排、叙事语言的择取等方面，这些作为创造性叙事文学作品之文学品质的标志，前人的研究可谓备矣。那么，这些“捉对成双”地出现的小说名著，几乎同时代的每二部之中是否具有同质的方面呢?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每两部同时代出现的小说名著之间的同质性，我们尝试借鉴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然后得出有益的、往往又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作为几乎同一民族同一时代同一文类的两部小说，我们尝试分别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方面来考察它们的内在类同性，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一起研讨，进而揭示其共同产生的社会文化之动因。
　　一、忠义的失落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招魂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主题也不断产生，但我们就文本阅读而由人物和题材体现的基本主题可以说是集中在“英雄与忠义”，也可以说二者的主题具有互通性或交融性。《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了一批帝王将相类的上层历史英雄，这些人物的故事成为“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水浒传》塑造了一批江湖草莽类的下层传奇英雄，这些人物的故事成为“乱世造反者”的悲歌。这些人物的故事从题材维度来说主要表现为“乱世”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争斗，就大者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表现为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水浒传》表现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征战，就小者而言，两部小说都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智斗勇，人物性格也在这些争斗之中得到充分地展示。两部小说具有共同的主题旨向，那就是对于“忠义”的遵循和依归。《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忠义”旨归于“刘汉”，《水浒传》的“忠义”旨归在“赵宋”，其间当然不乏对于忠义旨归的逸出，比如关羽“义”及“汉贼”曹操，李逵等人有时也会喊出“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但并不危及小说主题的根本指向，只是更为广泛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真实。两部小说主题的同旨性还表现为二者的互补。前人多已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或揭示“乱自下生”，或揭示“乱自上作”，但这只是在两部小说的开头体现的作家观念，在小说中具体的情节展开则表现为各有侧重的叙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乱”主要在上层人物斗争中呈现，《水浒传》之“乱”主要在下层人物抗争中铺陈。上下互补，《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完成共同的主题打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大致同时成书于元末明初，它们的“英雄与忠义”之基本主题也就蕴藏在文本之中。这两部小说产生之外在的社会动因是分裂和战乱，但它们共同的主题指向则与整个元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裂变有关。《新元史·卷二百三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忠义一》开头如此写道：
　　昔宋亡，其降将入朝，世祖召问曰：“汝等何降之易?”对曰：“贾似道轻侮臣等，故皆无斗志。”帝曰：“此似道一人之罪，汝主何负焉!”符宝郎董文忠从旁责之日：“宋主贵汝、富汝，未尝薄汝也。今坐视社稷之亡，可乎?”诸降将皆惭谢而退。大矣哉，世祖之教忠也。
　　常理而言，征服者对于所到之处的投降者多给予奖赏，很少有像元世祖这样责问投降者不忠国事的。元代在政治上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类：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世祖的责问其实让“忠义”这个华夏传统价值观在蒙元时期使汉人和南人进退两难。汉人和南人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本不应临难而降；但既已投降，希望自己的忠心能够被新朝赏识，却不料被否定。这种情况也许影响了整个元代汉人和南人中之儒士的地位，他们几乎不得为正官。为汉人和南人赖以进升改变命运的科举几经反复，并没有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而正常执行，这样就截断了汉人和南人仕进的可能。可以说，元代的儒士经历着精神和物利的双重痛苦，一方面自己在“夷夏之辨”的传统忠义价值观中作着艰难的选择，另一方面又不能通过科举仕途得到新朝的认可，钱穆先生指出：“至于元代，在中国社会上自汉以来甚占重要地位的儒士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因此，面对这种“九儒十丐”的残酷现实，对“忠义”价值的追寻也就成了元代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追寻不仅具有文化复归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而且也具有对抗现实的意义。元代的统治者在儒学上陷入了自身的悖境：一方面，元蒙打压儒学的传承者——儒士，使绝大多数儒士处于永世难以翻身的底层，几乎很难找到上升的通道；另一方面，元蒙又尊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为官方学说。因此，儒士的低下地位并没有中断儒学的教育与承传。“在元明之际的氛围中，崇拜义、勇、智为核心的英雄气概或气度，才是时代的基本情感和客观思潮”，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把这种对“忠义”的肯定与追寻外化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式的文学表现，也是汉民族在异族统治之特定时期文化招魂的，心理体现。
　　二、理学的窳败与《西游记》和《金瓶梅》对佛教之皈依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成书大约二百年后，《西游记》和《金瓶梅》几乎同时出现，它们的主题亦如前两部小说一样，历来争论不休且随时代而丰富。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无论人们如何争论，二者的主题还有比较明显的交集的话，《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主题则几乎从来少人合论，更不用说有共同、的主题指向了，这与二者的题材选择有着显著的关联。诚然，《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世情小说，其题材之别犹如霄壤，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游记》和《金瓶梅》都把皈依佛教作为人世苦海的解脱之道——取经五众最终修成正果，***之子即***托生之孝哥随普静禅师皈依佛门。作成人世之苦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欲，而欲望的生成源于《金瓶梅》开头所说之“酒色财气”四字，“酒色财气”也可以说是欲望的具象，这四件之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就《金瓶梅》而言，自是“财色”之欲令人败身亡家，促人警醒，唯有皈依佛门才能超度重生；而《西游记》中则多“酒气”之欲致人昏愦，违乱天条佛规，从而被迫走上修炼去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