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中俄关系史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

黄定天

中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始于清末,进入2020,中俄关系史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1949年后50,60时之后,于70年代成为一门显学,80如下。

一

,两国间的交往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两国间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领土与经济纠纷也最多。所以在外患频仍政局动荡的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学术界在清末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8类。第一类是含有中俄关系内容的外交史著作,约有30余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吕振羽的《中国外交问题》、李思纯的《中国近代外交失败史》、王正廷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夏天的《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等。

第二类是中俄关系史的专门著作,约有20多种。其中分量较重的有:鲁鸿琛、任家丰的《中俄外交沿革史》、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佚名的《俄清外交问题》、陈博文的《中俄外交史》、文公直的《中俄问题全部之研究》和《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何汉文的《中俄外交史》、田鹏的《中俄邦交之研究》、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佚名的《中俄外交经过及其史料》等。第三类是有关中俄之间所订立条约的专辑,主要有:宪法新闻社编《中俄立约始末记》、外交部条约司编《中俄约章》、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编《中俄条约(十一种)》、外交部政务司编《中俄草约》和《修改俄约研究书》等。

第四类是专谈中俄边界问题的著述,主要有:陈崇祖的《中俄划界刍言》、佚名的《中俄国界述要》、魏声和的《中俄界碑表》、赵春芳的《黑水洲中俄疆界表》,以及油印本的《勘正中俄国界要指》、《界务研究问题答案汇记》和《拟中俄疆界应预测之地点及应实地观察之地方》等。

第五类是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著述。专门谈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仅有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抽印本),以及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编写的《伯利商业状况》。在论述中外经贸关系时涉及中俄经贸关系的主要有:高叔平、丁雨山的《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谢家荣、朱敏章的《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黄阴莱的《中国国民经济在条约上所受之束缚》,武　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民国立法院秘书处统计科编《近世中国国外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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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1999年第4期　

第六类是专谈中东铁路问题的著述,主要有:金士宣编《中国东北铁路问题汇编》、东省铁路公司编辑委员会编《东省铁路沿革史》、民国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中东铁路问题》、雷殷的《中东路问题》、傅角今的《中东铁路问题之研究》、李荣达的《中东铁路问题的检讨》、鲍亦蜚的《中东路交涉史》、曾志陵的《中东路交涉史》、高良佐的《中东铁路与远东问题》等。

第七类是涉及中日俄等多国关系的著述,为数较少,主要有:陈复光的《日俄冲突与中国》、佚名的《中国国境驻扎外兵案》、严兴的《东北各省中的国际关系》、方乐天的《东北国际外交》等。

第八类是专谈东北、新疆及蒙古同俄国交涉问题的著述,主要有:秦岱源的《东陲纪闻》、李廷玉的《东三省边务辑要》、石荣賞的《库页岛志略》、周传儒的《西伯利亚开发史》、佚名的《中俄边情》、汪宇平的《东北边防形势论》、民国外交部政务司编《研究俄约关于江左旗屯问题议案》、林唯刚的《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民国外交部吉林交涉署编《中俄蒙古交涉节略》、毕桂芳辑《外蒙交涉始末记》、陈　的《蒙事随笔》、吴棣　的《西疆交涉志要》、。

此外,还有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耻史、容的著作三四十种。

五四运动前后和20、30年代,60余篇,主要有:、韩、曾庆锡的《中俄界记蹙地考》、吴其玉的《清季收回伊、陈嗣初的《中俄伊犁交涉始末》、何希宗的《中俄东北西北沿边国境研究史料》、刘熊祥的《清季十年之联俄政策》、沈　的《四十余年前之联俄外交》、忏庵的《洪文卿之中俄争界图与李少荃》、韩叔信的《俄领西土耳其斯坦与中国在历史上之关系》、杨绍震的《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果》、王芸生的《中俄密约辨伪》、唐际清的《俄租旅顺大连时李鸿章张荫桓受贿之证据》、刘伯奎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王　的《李鸿章的联俄政策》、罗应荣的《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王之相的《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变迁》、赵泉澄的《“俄领事新疆商务报告”之发现》、张玉金的《俄罗斯馆始末记》等等。此外,《史料旬刊》、《文献论丛》等杂志刊布了少量有关中俄交涉的档案史料,一些刊物还发表了少量有关中俄关系史的译文。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社会状况发生明显变化。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指导思想较之清代都有明显不同。清代的官修文献多为关于中俄关系史事的记述,私家著述多为中俄关系史实的考辨。民国期间,由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政府首脑频繁易人,除外交部门编辑少量的条约集外,几乎没有什么官修文献,倒是私家著述较之清代多了起来。而且摆脱了只重考据的清人旧习,不仅仅局限于史实的考辨,更着眼于全面的研究和综合的分析。在这近40年里,不少学者对中俄关系史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早在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以下出版者用简称)代发行的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以后又经作者修改补充改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于1918年由太平洋书店出版。其他还有曾友豪著《中国外交史》(商务,1928)、文公直著《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新光,1929)、何汉文著《中俄外交史》(中华,1935),以及陈复光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1947)等。总起来看,这些作者虽然谈不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大多数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客观描述了中俄两国间的关系,初步勾勒了中俄关系史的框架,基本确立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体系,并且提出了清人所末提出的新观点,订正了某些存在讹误的史实。特别是有些学者从中俄两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出发,兼顾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把中俄关系放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扩张掠夺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避免了简单化与片面性,・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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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注意到中俄两国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因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其中最典型的是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陈复光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后又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达20余年,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均为同辈人之翘楚。陈复光的这部力作,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上至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下迄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系统论述了中俄两国间外交、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并且深刻揭示了沙俄对华侵略的手段。该书还将征引的大量中外文书目附于各章节之后,为后人查阅提供了方便。总之,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不但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在今天看来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然而,民国时期的学者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主要是对沙俄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认识模糊。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沙俄与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始终在欧洲,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则无暇顾及,即便有侵略行径也是受到英、法等国在远东争夺的“刺激”而采取的,或者是沙俄地方军政官员和哥萨克头目的个人行为。如刘彦认为:“彼得大帝以发扬国威,为主义,然仅行其主义于欧西,不稍施于极东。”又说:,扩张领土于黑海方面,不暇远顾东方。”(,72页):光二十二年我国与英订南京条约,,,。法此刺激,。”(,页)《中俄外交经过及其:,美法诸国乘隙而至,以争远东之,”(,1929,第6页)何汉文认为沙俄对东方的侵略扩张,,事先并没有经政府的命令和允许。”(《中俄外交史》,第61页)陈复光居然提出了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与其谓为帝俄对华之既定政策,勿宁谓为木哩斐岳福(穆拉维约夫)个人对华侵略政策较为当也”的论调(《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04页)。由以上错误认识,又得出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采取的是积极扩展商贸关系的和平友好政策这样一个结论。如刘泽荣认为:“俄国之企求具有积极之性质,且更具有一种原素——俄国力求巩固的及正式的通商关系。”(《故宫俄文史料》,北平,1936,第6页)陈复光也认为,尽管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必然要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俄廷主旨,仍在扩张商务,始终末尝放弃其对华之友好政策。”(《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23页)

上述种种违背史实的错误认识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扩张成性的沙俄政府领土侵占与经济掠夺并重的对华政策本质。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固然囿于这些学者的世界观及历史局限性。但还应看到,他们在参阅外文著作时,受到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及欧美学者观点的影响,甚至全盘接受。并非他们有意歪曲,因而不应苛求。

二

1949年以后,中俄关系史研究因受到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影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敌视和封锁,因而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苏两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结盟时期。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包括中苏两国历史上的一些旧账,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是:历史上虽然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了大片领土,但十月革命后,这些领土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所有,苏联是中国的亲密邻邦。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同苏联保持最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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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解决。正因为不愿意首先提起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掠夺过大片中国领土等不愉快的往事,所以整个50年代中国史学界从未注意中俄关系史的研究,甚至在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这一段历史也避而不谈或一带而过。整个50年代虽不能说是一片空白,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追溯中俄两国历史上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如余元庆的《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李蓼源的《中苏友谊源远流长》。第二类是专谈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的,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课题,黎澍等还写过这方面的专著。第三类是谈沙俄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权益涉及中俄关系的,如金冲及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林星的《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铁路争夺》、高鸿志的《一八九五——一九五年美国对东北的侵略及其同帝俄的斗争》。第四类文章披露了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疆界发生变化的真相,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也并非深层次的探讨与剖析,但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为反苏,后又被卷入“反右斗争”的浪潮受到批判。所以自,一直到上几乎再无专谈中俄关系史的文章出现,真正成为空白。

然而就在中苏结盟的50年代初期,的侵华政策,,、鲁布佐夫维纽科夫、斯卡隆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是;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地条约是收复失地的平等条约;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俄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也被说成是“友谊”等等。

苏联学术界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即多次发表对华宣言,承认中俄关系的历史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宣布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此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早期的苏联学术界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强烈谴责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批判沙俄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承认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平等的,而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时期苏联学者波克罗夫斯基、巴赫鲁申、罗曼诺夫等撰写的著作,以及具有权威性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国内战争史》,都对沙俄使用武力对华进行领土侵占和经济掠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从3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斯大林于1934年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认为恩格斯的目的是要在欧洲舆论面前攻击俄国的对外政策,因而具有片面性。斯大林对恩格斯有关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实际上持批判态度,这样一来就美化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宣扬了民族沙文主义。此后苏联党和政府便直接领导苏联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观点受到批判。学术观点上的批判又和当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一大批早期的苏联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又倒退到沙皇俄国时代,将数百年来沙俄的对外战争一概称之为解放战争,一些对外侵略扩张的将领也被奉为“伟大先辈”。由此可见,前述50年代苏联学术界美化沙俄侵华政策,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实则源于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张的大俄国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斯大林的《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也随之受到苏联史学界的批判,此后直至1961年之前所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化沙俄对华政策的错误。

然而,这一状况未能持续多久。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3年苏联政府・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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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完全否认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苏联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成为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苏联史学界公然篡改历史,完全成为对华政策的宣传机器。

1964年,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磋商,由于两国边界条约大都是在19世纪末以前签订的,所以两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均派上了用场。尽管中国政府主张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俄边界条约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被割占的领土,而是希望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但是,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不仅不承认中俄边界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抛出了中国北部国界应是柳条边、长城,西部边界不超过甘肃省等等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臆断。

上述事态引起中国史学界的警觉,一些学者自1964年起便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1949年以后并未真正开展的中俄关系史研究、西北师分别搜集文献、查阅档案,了一些准备工作。可是,,均无法正常进行,。而在60年代末70,,甚至发生了像1969年3月2日珍宝。,中俄关、外交斗争的需要而得天独厚,早于其他学科迅速开展起来,出现了。但此时正处于十年动乱的后期,学者们尽管力戒“形而上学”、“随心所欲”的空谈,这一时期的著述仍难免带有极左思潮的痕迹,选题集中在领土侵略和政治交涉上,研究范围过于狭窄。1978年以后,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有了新的飞跃,选题更加广泛,除继续注意边界和外交问题外,努力向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跨界民族等问题拓展。研究方法更遵循科学规律,研究深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十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专著、资料集和译著出版,每年还有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论文、译文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这个速度和规模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史学研究中是少有的。

现将已出版、发表的专著和资料集、论文、译著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1这一阶段编写的专著有20余种。北京、上海、吉林的史学工作者分别编写了几部通史性著作,首先出版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了《沙俄侵华史简编》,几年后经原作者修改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了《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了《沙俄侵华史》,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除通史性著作外,各地史学工作者还分别编写了反映地区特点的专著。主要有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大、新疆民族研究所和新疆大学合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等合编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李冀诚编写的《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与东北》。这一阶段还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史专门问题的著作,对边界、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要有戴逸等编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杨树森等编写的《清代的柳条边》、李济棠编写的《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黄心川编写的《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中华书局和各地出版社还出版了20余种通俗读物。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俄关系史著作的出版数量锐减,但质量却有明显提高。主要有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俄关系研究室编写的《中苏经济贸易史》(前半部为中俄部分)和《中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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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史》、刘民声和孟宪章编写的《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李济棠编写的《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的修筑》、刘远图编写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薛衔天编写的《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郭蕴深编写的《中俄茶叶贸易史》、厉声编写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和《中俄伊犁交涉》。

以上众多著作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余绳武、刘存宽、吕一燃等10余位学者编写的4卷本《沙俄侵华史》应当特别提及。该书作者治学严谨,查阅了数百种中外历史文献,并对这些文献逐一爬梳整理,去伪存真,对17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侵华的重要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分析和研究,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是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一些机构和研究工作者还在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现已出版的有关工具书和资料集10余种。工具书主要有北京图书馆等40多家图书馆共同编辑的《中俄关系图书联合目录》,以及夏林根和于喜元主编的《中苏关系辞典》。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俄边界条约集》、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孟宪章主编的(代蒙古部分)》辛存稿》、。,37号上发表的2)1903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等。。

系北京图书馆于1973年联合部分省市及大学、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共同。该目录收有17世纪以来出版的有关图书2886种,其中中文1163种、俄文724种、日文456种、西文(包括英、法、德、意及罗马尼亚文)543种,另加补遗10种。该目录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收集面宽。众所周知,专门研究中俄关系的图书远远达不到2886种,编者除将专门图书资料基本无遗漏外,还将范围拓宽。凡含有涉及中俄关系内容的清史、中国近代史、俄国史、苏联史、国际关系、边疆史地、人物传记等图书资料一并收入,以备参考。其二,查找方便。编者将书目按不同文字分成4册,每册又将所收图书资料分为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宗教、历史传记、地理游记、一般论著和参考书目7大类,每类下又分若干专题。每本书后标明所藏单位,使读者极易查找。该目录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是由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原始资料集。该书辑录了起自顺治七年(1653年)、迄于宣统三年(1911年),凡260余年间的清代重要档案文件5000余件,预计分5编出版。编辑者将档案文件按9个专题进行分类编排。这些档案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关系。该书收录的档案文件,咸丰朝以前的大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外交历史文件。咸丰朝以后的内容,虽有不少在《筹办夷务始末》和《清季外交史料》上发表过,但前者是清代官修书籍,所发表的文件大都经过删削,后者是私人抄录出版的,错误较多,而这套档案史料所辑各件则均据原档照录或照译。由于种种原因,该书目前仅出版了一部分,与原出版计划尚有较大距离。

21近20多年来,在各种期刊、文集、报纸上发表了专门论述中俄关系史的文章约500余篇,还有相当数量论述清史、近代史、俄国史、国际关系史的文章涉及中俄关系史的内容,凡中俄关系史上稍微重要一点的问题,几乎很少遗漏。绝大多数文章资料扎实、立论严谨,尤其是一些考证文章,言之有物,坚实可信。它们极大地补充了专著的不足,是中俄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文章涉及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问题、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人物评价问题、边界和条约问题、宗教和文化问题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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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问题的论文主要有:余绳武的《美化沙俄侵略的强盗理论》、谭其骧等《“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杨定名等《沙皇制度与沙俄侵华政策》、杨建新的《沙俄最早侵占中国领土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徐景学的《吃人恶魔与杀人强盗——最早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强盗罪行》、阎崇年的《雅克萨之战》、魏宏运等《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张旋如等《帝俄出兵侵占东北与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邸富生的《沙皇俄国对辽东半岛的侵略》、郑绍钦的《清代沙俄侵吞中国西北边陲史实考》、蔡锦松的《沙俄是如何侵吞中国西北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梁克明的《沙俄吞并我国领土新疆迷梦的破产》、赵启汉的《沙皇俄国1871—1882年侵占中国伊犁的滔天罪行》、郑史的《沙俄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真相》、马曼丽的《从乌梁海问题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谭剑峰的《1907—1915年间沙俄对外蒙的侵略》、康右铭的《沙皇俄国是怎样把外蒙古等地沦为它的殖民地的》、张广达的《沙俄侵藏考略》、黄心川的《沙俄侵略蒙藏与喇嘛教》。

关于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问题的论文主要有:斗争》仁等《清初宁古塔将军的设置和抗俄斗争》斗争》挫败、、周伟洲的、吴文衔的《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杨天至年的拒俄运动》、丛佩远的《日俄战争期间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阿吉・努尔阿吉的《一九一二年于田策勒人民抗俄斗争调查报告》。

关于经济贸易问题的论文主要有:黄定天的《尼布楚条约之前俄国对华贸易初探》、徐昌汉的《关于尼布楚商队贸易》、张左糸的《沙俄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蔡鸿生的《“商队茶”考释》、宿丰林的《试论中俄早期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陈钧的《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钟民岩的《一八六年前中国人民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开发》、郭久琪的《华俄道胜银行——沙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郑仲兵的《关于俄国帝国主义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的考查》、岩沙的《沙俄侵华的重要工具——中东铁路》、薛虹的《沙俄攫取松花江航行权的经过》、樊树志的《从恰克图贸易到广州“通商”》、刘蜀永的《沙俄与币制实业借款》、刘家磊的《反对沙俄攫取北满森林采伐权的交涉斗争》、李吉奎的《庚子以后对俄收回黑龙江金矿的交涉》、林军的《论帝俄对华经济扩张的特点》。

关于人物评价问题的论文主要有:吴士英的《沙俄与慈禧太后的最初勾结》、魏宏运的《老沙皇和李鸿章》、赵春晨的《左宗棠与中俄伊犁交涉》、张立真的《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孙克复等《杨儒与中俄东三省交涉》、董万　的《吴大　评价问题》、蒋秀松的《萨布素》、黎光的《爱国抗俄的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王魁喜等《关于刘永和叛变投俄的问题》、蔡家艺等《策妄阿拉布坦功过评述》、宋嗣喜的《谈阿玉奇汗同祖国的关系》、吕一燃的《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马汝珩的《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陶文钊的《沙俄侵略者与阿古柏》、徐景学等《叶尔马克是何许人也?》、志力等《涅维尔斯科依——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曹文学的《沙俄领土扩张政策的走卒——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单光鼐的《巴拉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间谍活动》、张义德等《评普提雅廷出使东亚》、顾祖成等《评沙俄特务德尔捷也夫在西藏的活动》、施继嘉的《沙俄侵华头目——穆拉维约夫》、郑绍钦的《潜入我国南疆的第一个沙俄间谍》、李济棠的《帝俄的远东政策和维特》。

关于边界和条约问题的论文主要有:吕一燃等《关于柳条边的性质问题》、管佩韦的《中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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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史不容篡改》、吕光天等《从贝加尔湖地区的历史和民族看〈尼布楚条约〉》、步平的《中俄东部边界的历史考察》、张宗海的《中俄最初边界的形成及特点》、江岩的《我国的神圣领土——黑瞎子岛》、张本政的《评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马曼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归属的变迁》、高文风的《尼布楚谈判留下的一桩悬案——诺兹山问题初探》、李士良等《〈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清政府的巡边制度》、沈传经的《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龚书铎等《沙俄侵占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薛衔天的《霸权主义的王法——关于〈中俄北京条约〉西部边界条款的几个问题》、赵春晨的《〈伊塔通商章程〉是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刘存宽的《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

关于宗教和文化问题的论文主要有:方秀的《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高崖的《东正教传入北京及其在北京、天津的发展》、顾平旦的《十七、十八世纪沙俄在北京的东正教会真相》、黄心川的《沙俄侵略新疆与伊斯兰教》、杨玉林的《清代京师俄罗斯学》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黄定天的斯文化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传播》。

上述众多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式,。多年来,苏联历史家们,‘丝毫无损中国主权’的友好条约,,妄图证明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合法性’”(《美化沙俄侵略的强盗理论》,《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1979)。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元凶是谁?以往一般认为是英、德、日等国,因为英国首先组织了西摩尔联军,或因德国人瓦德西任联军总司令,或因日本在进犯北京时出兵最多。魏宏运、王黎指出:“过去我们在一般研究中忽略了沙俄这个首席反面教员的作用。据一九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载,俄军登陆人数占各国首位,占总数三分之一还多,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沙俄侵华军总司令,陆军总长库罗帕特金为参谋长。沙俄侵华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所制造的罪行同其他侵略军相比也是极突出的,尤其是在随后东北所发生的一切则完全表现出沙俄对于我国领土的野心和国际恶霸行径。”因而,沙俄应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沙俄在松花江上的航行权是否合法?薛虹指出:外国史学界多有错误的认为,“沙俄攫取松花江航行权是依据一八五八年中俄签订的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诚然,仅就《瑷珲条约》的文字来看,确有只准中俄两国船只通航松花江并准互市贸易的规定。但是,这里所写的松花江并非今日地理概念的松花江,而是自黑龙江汇合松花江以后再流入海的黑龙江下游一段。因为,在历史上曾把松花江看作是主流,黑龙江是流入松花江的支流。”“《瑷珲条约》并没有中国内河松花江航权的规定,因之,不能成为沙俄攫取松花江航权的条约规定。”(《沙俄攫取松花江航行权的经过》,《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关于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问题,蒋秀松认为17世纪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人民群众的力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政府未出兵时就英勇抗击,政府出兵反击时他们则积极、主动地从各方面配合作战,政府对各族人民的斗争也采取支持和利用的方针;(2)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有抗击外来侵略的雄厚潜力;(3)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励精图治,执行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边境人民安宁的严正立场;(4)当时沙俄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无力抽调更多的军队到远离欧洲的黑龙江地区作战(《论十七世纪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应如何评价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重返祖国这一行动?马汝珩、王思治指出:“在西方的一些・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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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里被歪曲的一塌糊涂,他们竟然把土尔扈特人民反抗沙俄压迫的英勇斗争和返归祖国的爱国行动污蔑为叛乱和‘逃亡’,甚至不伦不类地把土尔扈特东归同波斯国王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罗马人远征安息’和‘拿破仑从莫斯科的退却’相提并论,这就掩盖了土尔扈特人民反抗沙俄压迫和热爱祖国的正义性。”(《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杨天石、王学庄指出: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前后持续了4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个运动打击了老沙皇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面目,表现了我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内外敌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近代中国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关于经济贸易问题,徐昌汉认为,尼布楚商队贸易“在中俄关系史上有其独特的、不容忽视的地位,它对俄国国内的经济影响是深刻的。”商队贸易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充当俄国政府的信使和耳目;,商人手里(《关于尼布楚商队贸易》,《学习与探索》19823:20世纪初叶举世闻名的暴发户,,国市场,勒索庚子赔款,,,攫夺芦汉铁路,争霸中原,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

(揭开华俄道胜银行的内幕》。”《,《历史研究》1977

:其一,借助其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来弥补其经济扩张中的实力不足;其二,靠向外国借债而对华借贷,被强国资本输入的同时对华资本输出;其三,把贷款和生产投资这两种资本输出的基本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上特点是由“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经济上先天不足,以及沙皇的统治野心和贪婪的现代金融资本相结合所决定的。”(《论帝俄对华经济扩张的特点》,《中国经济史论文集》,辽宁人民,1982)

关于人物评价问题,孙克复、关捷在评论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时,认为他“作为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欺侮、凌辱的弱国外交官员,受任于军败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内无定见,外逼强敌的困难形势下,从事艰巨的外交谈判,不受利诱,不怕威胁,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杨儒与中俄东三省交涉》,《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张立真认为,曾纪泽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李济棠指出:“沙俄在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攻势,它的目的是企图借助‘银行和铁路征服’的政策,即所谓‘和平和经济渗入’政策,自然而然地实现其兼并中国领土,控制整个中国取代英国的优势地位和称霸远东的狂妄野心。这个政策的决策人物和它的积极推行者不是别人,正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代表,显赫一时的沙俄财政大臣谢・米・维特。”然而,“维特所炮制的远东政策和他所采取的实际步骤,不但没能确立沙俄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反而加深了俄国人民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中华民族和沙俄帝国主义之间及帝国主义、特别是俄日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俄的远东政策和维特》,《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

关于边界和条约问题,吕一燃、刘存宽指出:“苏联当局在1969年6月13日的政府声明中将辽河流域的‘柳条边’说成是清朝的‘北部疆界’,此后一些苏联历史学者也跟着在‘柳条边’问题上大做文章,提出了‘柳条边’为清朝北部疆界的系统化论点。”而实际上“‘柳条边’是清政府为了保护‘国家根本重地’和‘八旗人民的经济利益’而设置的一种禁区标志,同时又是国内行政区划的分界线,与国界毫不相干。”苏方硬要将其说成是清朝的疆界,其要害在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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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中国的领土管辖范围说得小而又小,把俄国‘自古以来’在远东的领土说得大而又大。于是,沙俄几百年间对中国东北领土的放肆掠夺不见了。”(《关于“柳条边”的性质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3月19日)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是否像俄方所说“从未划界”或“还存在一个争议地区”,刘存宽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尽管“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具有不平等性质的条约,但是此约划定了帕米尔地区自苏约克山口至乌孜别里山口的中俄边界,并明确规定了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中俄两国的边界走向,它至今仍然是中俄两国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走向的唯一条约依据。”而且“一八九四年中俄有关帕米尔问题的换文不是划界文件”,所以“离开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就决然解决不了帕米尔的问题。”(《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至于中俄西部边界划界的条约依据,薛衔天指出: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到浩罕的中俄边界走向,这一条款是沙俄代表一手炮制的,矛盾重重,谬误百出,是根本无法付诸实施的。”因为该条款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条款的中俄两种文本所规定的边界走向是相互矛盾的;(2)文本所共同规定的“划界”原则来看,也是行不通的;(3),一系列荒谬和含糊的地方。综上,他认为,第二条,是不能成立的,。”(《霸权主义的王法—),,:—一九一七)的俄国布道团史,可以一,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之前,它是沙皇政府派,名为“教会”,实为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中心。在此之后,北京布道团的外交权限移交公使馆,它本身改隶宗教事务部管辖,以更隐蔽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继续为沙皇侵华政策效劳。前期在时间上占布道团整个历史的四分之三,为沙俄侵华的罪恶事业积累了经验,开辟了渠道,训练了骨干。作为沙皇的侵华工具,俄国布道团正是在前期大显身手的。”(《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杨玉林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俄语是最早在中国开展正规教学活动的欧洲语言之一,俄国人也是最先来中国正规学习中国语言的欧洲人之一,其活动机构即清前期设于北京的两所俄罗斯学。”这两所俄罗斯学“虽然形式上都是清朝政府自己创设的机构,但实际上二者的命运却分别系在中俄两个国家的不同历史进程之上。内阁俄罗斯学与封建的清王朝一起由盛转衰,继而名存实亡,草草收场。国子监俄罗斯学则随着沙俄帝国的强大而时来运转,成为沙俄侵华的得力工具,最后虽名亡而实存。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和外国留学生学校,两个俄罗斯学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应占有其发端者应有的地位。”(《清代京师俄罗斯学》,《龙江史苑》1985年第2期)

31这一阶段,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还选择了一批比较重要的国外中俄关系史著作,其中既有专史、论著,也有回忆录、游记,还有档案文献资料和考察报告等。除内容广泛外,语种也较多,不仅有俄文的,还有英、日文的。

属于沙俄时期的著作主要有:瓦西里耶夫的《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科罗斯托维茨的《俄国在远东》、库罗帕特金的《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冈索维奇的《阿穆尔边区史》、杜勃罗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布克斯盖夫登的《1860年的北京条约》、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基尔希纳的《攻克瑷珲》、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维谢洛夫斯基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涅维尔斯科伊的《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库罗帕特金的《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塔格耶夫的《在耸入云霄的地方》、鲍戈亚夫连斯基的《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翁特尔别格的《滨海省》、巴布科夫的《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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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茨洛夫的《秘而不宣的使命》、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多勃隆拉沃夫的《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以及《历史文献补编》(选译)和《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

十月革命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滨海遥远的过去》、阿瓦林的《帝国主义在满洲》、卡鲍的《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阿列克谢耶夫的《从贝加尔到阿穆尔》、麦利霍夫的《满洲人在东北》、奥孔的《俄美公司》、普罗霍罗夫的《关于苏中边界问题》、诺维科夫的《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卡巴诺夫的《黑龙江问题》、罗曼诺娃的《远东俄中经济关系》,以及多卷本的资料汇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和《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除上述俄文著作外,已译成中文的英、日文著作主要有:〔张》、〔美〕伦森的《俄中战争》、〔(1881美〕《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论文集)(1814—1914)》、〔美〕约瑟夫・塞比斯的〔亚尔(1876—)1857—1860年俄国在远〔、战争和商业史》、〔英〕巴德利的《俄国・蒙〔、〔日〕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法〕加斯东、〔法〕张诚的《张诚日记》、〔荷〕伊台斯的《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三

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恢复生机,各地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者迫切感到需要组织起来,改变以往各自为战的局面。此时,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以利于开展地区性学术活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第二室为骨干的华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于1979年创办了内部刊物《中俄关系问题》。在其存在的10余年间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和资料,还介绍了不少国外的学术机构、学术动态和重要人物,是中国专门研究中俄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学术园地。

1979年,全国研究中俄关系史的骨干力量齐集兰州,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者的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其意义不可低估。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历史系共同编辑出版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中俄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华北、西北地区也有大量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兰州会议的继续。1986年又在大连召开了“中俄(苏)关系暨北部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因此时中苏两国关系已逐渐改善,研究条件逐渐好转,所以与会代表就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向纵横两个方向深入发展上达成共识。纵向指将中俄关系史研究向中苏关系史延伸,横向指将两国政治关系研究向两国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扩展。

8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对抗走向睦邻关系,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长期无正式接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签订了互换学者的协定,中苏两国同行开始互访,进行学术交流。

199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在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举办了首届中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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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双边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巴什基尔国立师范学院、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学院的10余位俄罗斯学者已接受邀请,但会议召开时俄方学者因故未能参加。不过这10余位俄方学者的论文已事先邮寄到中国,在会上进行了交流。这些论文涵盖了中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诸领域,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同行的最新研究水平。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经与会代表协商,成立了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

1995年,由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协办,在中俄边境城市同江召开了研究会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几位早年曾在驻苏使领馆工作、亲身经历了两国关系曲折历程的人士出席,他们提交的文章或大会发言,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会后选编出版了一部论文集,这是继1979年兰州会议后出版的第二部中俄关系史论文集,基本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

附记:111程中参考了芦苇、潘淑钰、郦永庆等人的文章,　〔作者黄定天,(责任编辑:徐思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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