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绘画艺术的人性化主题|绘画主题艺术名字大全

　　文艺复兴的绘画是人类在宗教迷信笼罩下昏天黑地了近千年的一声呐喊，文艺复兴的绘画是“人文主义”的体现方式，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肯定和赞美，人类认识到自己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身生存的目的。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留给我们的数千幅的素描和不多的创作，记录了他那无尽的探索心灵的轨迹，也是人类情感心灵的轨迹。
　　抽象绘画代表性画家康定斯基认为艺术家具备透过物质而看到闪光的精神才能，是因为艺术是心灵的活动，是绝少有人觉察的“心灵震荡”，“是一种包藏在自然形势下的心灵的特殊状态”(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艺术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是绘画人性化美的展现。
　　
　　一　关注人的生存状态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发展空间。美学的主题：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人的生存领域中的人文关怀，以完善人的心理结构使之成为完整的人。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和雕塑家，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画家柯勒惠支的早期作品《织工反抗》、《起义》、《死神与妇女》、《李卜克内西》、《战争》(组画)等，不仅以尖锐的形式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而且唤醒人们反对侵略战争，根除战争根源，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的儿子被征入伍在西线阵亡。1920年她和爱因斯坦等人组织成立了国际援助工人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的丈夫去世，她的孙子又在东线阵亡。她的住宅也被炸毁，她离开柏林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镇居住，并在那里逝世。她因为和丈夫居住在贫民区，了解普通人民的贫困境遇，她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反映普通人民的贫苦生活。后来她又创作了《悼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为工人组织创作的一系列招贴。儿子去世后又创作了许多悲伤母亲的形象，宣传反战思想。她的作品充满悲伤和凄惨的情绪，如实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底层人民的可悲状况。柯勒惠支的作品首次被鲁迅先生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鲁迅评价她的作品是：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声、挣扎、联合和奋起。
　　17世纪荷兰画派的首领和灵魂人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伦勃朗，这位63岁的老人死日，寸几乎一无所有，只留下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作画的工具，政府只花了13个盾把他埋葬在他夭折儿子的墓旁。这位老人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看惯了人生的波折与不平，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美的主题，尽管他画了许多宗教题材作品，这也只是借助这一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题材，来宣扬人性的善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关心和他一样出身贫苦、地位一般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他曾经说过：“我是磨房主的儿子，哥哥是皮鞋匠，即使用世界上所有的丝绸锦缎，所有的雀毛花边加在我身上，都一点也不能改变我。”“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名誉，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自由”，这是伦勃朗的人生信条。
　　17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画家委拉斯贵支，在委拉斯贵支的肖像画中，最有价值的是描绘下层人民的肖像。这些人有流浪汉、农民、侏儒等，全是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早期的绘画风格在后来的绘画中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有更大的发展。在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方面比早期显得更加深刻和多样化。委拉斯贵支带着深切的同情心关注着那些命运悲惨的人们。从这些肖像画上，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在这一方面，委拉斯贵支与伦勃朗一样，他们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在《塞巴斯・提安・德・莫拉》一画中，莫拉虽然是一个侏儒，但有着坚强的毅力，好像有点不甘忍受屈辱，想要站起来，眼神里有痛苦而又固执的目光。《伊索》描绘了一个街头流浪汉的形象，画面上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男子，让人联想到西班牙社会的贫穷与落后，他也正是西班牙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方面的代表作很多，委拉斯贵支的可贵之处是他描绘这些下层人物时，赋予他们尊严与力量。
　　欧洲浪漫主义绘画先驱戈雅，他的绘画表现在封建君主制的西班牙，笼罩着封建专制和黑暗的阴影，一切人性的艺术受到摧残，戈雅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无比悲愤的心情创作了《1808年5月3日枪杀》这幅作品，再现了悲壮的历史事实。全画笼罩着一种强烈的紧张、悲壮的氛围，无助的起义者有的已倒在血泊中，有的怒视着刽子手视死如归：一盏灯笼造成了画面上强烈的明暗对比，加强了全画阴森恐怖的气氛；画家将起义者置于光亮处，暗示着起义者的光辉伟大；夜幕下的马德里作为刑场的背景，意在表现黑暗笼罩着马德里；远方巨大建筑的阴影像教堂也像王宫，代表着无上的权威和上帝，而当他们的人民被杀害时他们却无动于衷。那位穿白衣的青年两臂伸起，像痛苦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愤怒地呵斥着敌人的暴行，身后背着孩子的母亲更加强了画面的悲剧气氛。
　　
　　二　关心人的生活质量
　　
　　17世纪德国诗人与美学家席勒认为自近代以来，大工业的发达造成了TA社会的严密分工，以及劳动对人性的严重压抑。个体人的人性不再像古希腊人那样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了。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分裂。席勒给我们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性异化情景：“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人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他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他推动的专起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死亡一种标志。”
　　人生活目的不会仅仅为了享受物质的回报，在精神上的追求才能真正代表生活的意义，否则真跟动物和机器没有区别。为生活奔波之余，学习、创作或欣赏绘画都是一种调节情绪、放松心情的好方法。有很多诸如风景、花鸟等专题的绘画创作和展览，更是能使整天在钢筋混泥土生活工作的城市人不至于忘记“归途”。中国古人也把琴棋书画，当成陶冶情操，放松心情，促进心理健康的手段。
　　
　　三　关怀人的灵魂
　　
　　爱因斯坦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与艺术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
　　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宗白华先生说：“美是调解矛盾以超入和谐，所以美对于人类的情感冲动有‘净化’的作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绘画作品上表达的人类情感和人文精神，它能关怀人的灵魂。一般认为宗教最能关怀人类的灵魂，使人有超脱的觉悟。但是宗教有时却被利用成为与其教义向背的刽子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而绘画离功利和 政治的距离远得多，人对绘画的感觉也不是崇拜，显得更加亲切，相比宗教它对人是一种柔性的关怀式“救赎”，更具人性化。蔡元培先生就极力主张“美育代宗教”，他颂扬“美育”：“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批评宗教“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
　　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精神文明，文明和文化的层次越来越POP，人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机器口马?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指出，后现代社会死亡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文化的严谨让位于快节奏，思想的深刻性让位于娱乐和快感。在这里可以比尼尔・波兹曼更明确地说：“后现代社会是一种“前机器”的时代，所有的个体的人都是一种工具、一部机器、一组程序，没有情感和思想，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安排好了，按部就班就是了。”(丹托《艺术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快节奏的生活就有应对的快餐式情绪发泄，暴力和xx时有发生。人怎样才能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人有过精神文明的高层次时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有时把人照得透亮。在似乎停不下来的今天，人对自己容易产生“无法确认感”――人何以为人?高更最著名的富有哲理性的绘画创作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也深刻提出了这个问题。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以最大热情完成的哲理性作品。因为在此以前，他在贫病交迫中心情十分沮丧。他无法摆脱贫困，不得不求助于罪恶的巴黎对他的艺术的肯定，他为此而愤世嫉俗，决定自杀。他曾跑到深山里吃下毒药，企图死后以自己的尸体饲兽，以求彻底的解脱，但被人发现救起。尔后，他又突然产生强烈的创作欲。他说：“我打算在我死前画一幅宏伟的作品，我空前狂热，日以继夜地工作了一个月。”他想把自己梦幻中的一切画成一幅画。当他梦醒时，他觉得面对画幅“看到了”他所要画的整个构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句话就成了这幅画的标题。绘画是人对自身的提问与肯定，是人类情感经历的见证与记录。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