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管理的“幼稚病”] 幼稚病

　　 　　大学的管理者需要做的，恐怕不应是简单地将已成年的大学新生“预设”为冥顽无知的“幼童”，而绞尽脑汁、费心费力地“寻思”出各种各样的“堵法”或“禁令”，而应追根溯源，深思大学生沉溺于游戏或网络的原因，检讨校园文化建设的乏力或轻视，健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并尽可能激发大学生的自制力与自信心。
　　
　　2007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为的是防止新生沉溺于电子游戏与网络。无独有偶，据报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学院也在宿舍安装手机屏蔽器，以防止学生熄灯后用短信聊天。获悉此类新闻，除了惊讶，更有悲哀。不禁要问：我们的大学怎么了？在越来越崇尚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大学的管理怎么还会犯这种“幼稚病”？
　　大学是什么？早在2 0 0年前，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威廉・洪堡就告诉了我们答案：大学是研究、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代表着自由和纯粹。为达到这一目的，洪堡对大学革新提出了诸如精神自由、学术自由、学术公开、教授治校等若干原则，并认为在学校的事务管理方面，学生应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包括有权批评学校和学生自治的权利，享受大学公民权等。可见，大学的精神在于自由、民主与自治，这些也正是施教者最需要输送给受教者的。在动辄施行“禁令式”教育方式的氛围里，大学的精神还能薪火相传吗？
　　从年龄来看，大学生一般处于青年中、晚期，这是一个与青年初期或少年期的中小学生有着很不相同的身心特征的群体，不仅思维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大大提高，而且情感发展也臻于成熟。有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已有控制自己情绪与情感的经验，不能很好自控的只是极少数。以极少数人的危机（甚或不必然成为“危机”），作为“一刀切”管理办法制定的依据，难道不是对绝大多数人正常的教育与生活的一种粗暴干涉吗？
　　中国的孩子自小被严加管束，并因此造就了中国学生的“乖顺”。中国的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缺的不是“管束”（或美其名曰“关心”），而是“放手”。就连民调也显示，有64.1%的人认为大人（包括家庭和社会）对孩子“确实管得太多了”。中小学阶段老师和家长们对学生的管束之多之巨无需赘言，学生考上大学后，家长们真正“放手”的又有几人？君不见，每年秋季开学，大学除接待新生外，还要应对浩浩荡荡的“送读”亲友团，以至要腾出大礼堂或体育馆作为“临时招待所”？大学周围的“租房一族”，除了各类学生，还有许多“陪读妈妈”？现在到了大学，为了防止他们“沉迷于电子游戏与网络”，可怜的大学新生们又被学校剥夺了“自备电脑”的权利，难怪有人将中国的大学史定义为“大学生幼童化的漫长过程”！悲呼，哀哉！
　　不过，大学的管理者们也确有难言的苦衷。据说目前中国有3000万名网络游戏玩家，其中大学生为数众多。没有节制的网络游戏会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毕竟，大学生学习的不是“网络游戏”专业，这确实也是校园里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以致让我们的管理者“病急乱投医”，琢磨出这样一条“看似简单快捷、但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上的“幼稚病”。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疏”的有效与“堵”的无能。这条经验也常常被引用到“治人”上。作为高科技的产物，电脑和网络不但不是洪水猛兽，反而是学习的“臂膀”和成长的“伙伴”，尤其是在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不懂得电脑操作的人将成为21世纪的“新文盲”。人们可以用电脑来玩游戏、逛网络，更可以用它来学本领、阔眼界，关键是看我们的大学如何将学生对电脑的使用更多地疏导到后者，适当地兼顾前者。面对这种“游戏网络恐慌症”，大学的管理者需要做的，恐怕不应是简单地将已成年的大学新生“预设”为冥顽无知的“幼童”，而绞尽脑汁、费心费力地“寻思”出各种各样的“堵法”或“禁令”，而应追根溯源，深思大学生沉溺于游戏或网络的原因，检讨校园文化建设的乏力或轻视，健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并尽可能激发大学生的自制力与自信心。如果凡事都只堵不疏，只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么大学与“救灾现场”何异之有？大学还会是那个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想与人格、培育自立与批判能力的迷人的精神高地吗？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