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人生观和美学观的修辞书写_边城修辞

　　内容摘要：作为湘西系列小说的典型代表，《边城》表达了沈从文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情感诉求，同时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诗化抒情小说的文体形式，从整体上呈现出清新柔婉的美学风貌。本文试从沈从文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两角度入手对文本进行广义修辞学分析。
　　关键词：《边城》 修辞认知 修辞幻象 美学风貌
　　
　　沈从文发表于1934年的《边城》，以其清新自然的语言，对发生在湘西山城茶峒的翠翠爱情故事的叙述，建构起如诗如画般纯粹优美的艺术世界。作为湘西系列小说的典型代表，它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情感诉求，而这种寓生命哲学于话语建构的修辞世界的作品也由此显示出其独特的艺术张力。本文试从沈从文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两角度入手对文本进行广义修辞学分析。
　　
　　 一.边城：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
　　
　　如何认识篇名“边城”，这关涉到对文本整体的把握和深入的探究。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写道“边城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1]文本开头明确指出：边城是湘西边境上名叫“茶峒”的小山城。小说地域性鲜明，正因它独特偏僻的地理位置，才拥有不被污染的青山绿水，葆有原始的民风习俗，呈现世外桃源般宁静和乐的景象。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特殊背景，也是支撑人物活动的客观外在条件。
　　但同时，汪曾祺认为这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这实际上指向对“边城”的修辞认知。从《边城》的写作时间（1933-1934）来看，事实上当时边城的淳朴民风正在消失，“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1]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只存在于过去，存在于沈的记忆中，不属于现在。不论是出于怀旧，还是悼念，抑或其他意绪，沈从文用优美的文笔重现了大多数接受者未曾接触过的“边城”，引发了接受者的审美联想，从而拓展了审美视域。
　　在对边城风俗民情的描绘上，沈从文可谓不惜笔墨。小说前三节集中描写了边城人民的生活状态和风俗习惯：过渡人为求心安理得要拿钱给管船人，但管船人不肯接受，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并且，还会慷慨奉赠茶叶、香烟。当地人诚实勇敢仗义，就连作妓女的也浑厚。她们“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对水手她们爱得真挚恳切近至痴狂。“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廉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作者既赞颂边城淳朴百姓，又巧妙地揶揄了虚伪的城市中人。出自对故土的依恋，对都市唯利是图、人情淡漠的厌恶，沈从文向来以“乡下人”自称。反叛都市文明的同时是对乡下文化的精神皈依，这是沈从文从不掩藏的情感倾向。
　　
　　二.修辞幻象：“湘西世界”的现实重构和理想呼唤
　　
　　通过对“边城”的修辞认知，我们慢慢步入沈从文精心建构的“希腊小庙”――湘西世界的幻象中。
　　边城在地理环境、自然风光、建筑分布等方面，都取景于现实中的湘西小城。但这里溢满的淳朴气息，不受外界战乱干扰或城市文明侵袭而葆有原始生活状态、秩序的情境实际上又是作者虚构重塑的。他以语言制造的幻觉改造世界的真实图像，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在语言制造的幻象世界（边城）中得到假定性实现。探究作者之所以着力表现这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可追溯至他的创作动机――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
　　可见，作品对健康美好人性的修辞书写，寄托了表达者对人生最美好的憧憬：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对真善美传统美德复归的呼唤。“边城已经成为一种理想生命形式与理想人性的指称，具有一种类似于桃花源式的文化符码意味。”[4]《边城》对人性美的表现深刻且细腻。以翠翠为例，翠翠身为遗孤，但在自然的“长养”和“教育”下，“为人天真活泼”，“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和祖父相依为命，是祖父的情感慰藉和寄托。和傩送的相遇，萌发了她对纯真美好爱情最初的朦胧感受。在睡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上白塔，下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摘虎耳草。通过对飘渺唯美的梦境的阅读，接受者易从中感受到表达者着力表现得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尤其写翠翠梦中摘虎耳草的举动，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不懂人事、心地单纯、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
　　天保和祖父的死让翠翠经历了天命无常带来的残酷体验，尤其祖父过世后，在与杨马兵的交谈中，她明白了祖父活时所未提到的许多事，“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明白这些纷繁复杂的人事后，翠翠在哭泣中忽然长大了。翠翠深爱的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绝望与希望并存，翠翠漫无边际的等待背后是表达者的悲悯，是接受者的深深叹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感受命运无常带来的悲哀，并且走向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真切期待。而这一切情感体验，都是在修辞建构的幻象世界中发生的。
　　
　　三.散文化语言的文体建构功能及美学风貌的形成
　　
　　《边城》的魅力不只在于其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讴歌，在艺术形式上，诗化抒情小说的文体形式重新弘扬了中国古典文学崇尚柔美温婉的传统，为现代小说创作吹进了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
　　首先，它没有其他小说着力体现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故事在作者笔下徐徐推进。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你争我夺，只有情窦初开的朦胧又美好的爱情、朴实真挚的爷孙之情、手足之情等等。情节发展徐舒平缓，更多地体现了散文化倾向。
　　比如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遇。傩送让翠翠到自己家里等祖父，但翠翠误解了傩送的好意，轻轻地骂了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虽是骂人的话，但越发显出翠翠的娇憨和天真。傩送听了这话不但不气恼，玩笑道“你不愿意上去……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急喊救命！”戏谑之语流露出傩送的开朗活泼及对翠翠的关心。二人的初次相遇，作者未详写二人的外貌，而是以两个少年的斗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二人的形象。爱情故事的开头便盛满了青春的气息，单纯而美好。
　　其次，作者用深情细腻的笔调描绘了湘西的自然风光和风俗习惯，也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特征。小说的开头就是大段的景色描写，溪水清澈透明、游鱼都可计数、竹篁苍翠……在散文化语言建构的静美情境中，人物的塑造被揉进优美的自然景色中，自然之美衬托人物品性之美，建构起人物界限淡化的幻化之境。又如，第三节花费大量笔墨写端午日的风俗习惯，包括服饰装扮、饮食玩乐等，详写赛船一事。文中对船只的外形、浆手的动作、观众的热情的描写具体形象，从声音、动作、外貌、神情各个方面极力渲染赛事的热闹精彩，充满了浓郁的湘西特色，引人入胜。
　　此外，作者在情感表达上节制适度，从整体上呈现出清新柔婉的美学风貌。即使写到天保乘船离开、出事淹死，祖父在雷雨夜去世时也没有大悲恸，一切都是淡淡的悲伤。“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和单纯的希望最终难免产生悲剧。”[5]《边城》的悲剧结局源于人类无法左右的命运，但作者在表现这种生存痛感时做了淡化处理，使作品宛如一曲悠扬飘渺又带有些许悲凉的牧歌，轻轻地飘进我们的内心，带走了世俗生活积压的焦躁烦闷。
　　
　　注释：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汪曾祺散文).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页.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38页.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第45页.
　　[4]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第188页.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第1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第111页.
　　
　　陈丽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