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私立学校的三次“逃离”】私立学校

　　得着一个提前离岗的机会，我一脚跨进了私立学校的大门。 　　这是文化名城无锡的一所女子中学，人称贵族学校，读完三年高中，每人得缴费十几万元。我在这里教高一两个班语文。这些学生，多半是一些自由散漫的“问题少年”，老师在台上讲课，她们在台下吃饼干，喝饮料，修指甲，涂口红，或是听歌曲，或是翻画册，或者窃窃私语，或者高谈阔论，进出自由，随心所欲，课堂如同茶馆，没有半点课堂的样子。三天后，我决心整顿纪律，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课堂要求，但是学生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办法，我只得提高声音，严肃宣布：不遵守课堂纪律者，将逐出课堂，送交学校领导。这一招真灵，一堂课上得很好。
　　晚上校长得知此事找我谈话，我以为他要表扬我敢于大胆管理，没想到他把事情视为教学事故，他批评我：“是他们的父母出钱养活了我们，他们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怎么能对服务对象耍脾气呢?”我说：“我们是学生的服务者，我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对他们的教育上，放弃了对他们的教育，把自己降为饭店里的服务生，那就不是教师了。”他给我讲在私立学校怎样当老师的故事，他说，数学老师讲勾股定理，一个学生不听讲，老师讲完他说不懂，要老师再讲一遍，老师讲第二遍，他还是不听，要老师讲第三遍，老师拒绝他的要求，学生告诉家长，家长打来电话，说我孩子要你讲几遍你就得讲几遍。
　　放弃教育者神圣的职责，放纵散漫，迁就恶行，校长先生，这就是你们的办学理念？教师本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不能在钱袋面前跪着教书，于是我选择“逃离”。
　　两年后我又走进苏北农村一家私立中学。这所学校的老总原是搞建筑的包工头，不懂教育，就请了一位退居二线的教育局长来做校长。这位局长原本是水利局的秘书，从来没有在中学里呆过，根本不懂学校内部运作和管理，他带来一个亲信做副校长，加上老总从家乡找来的几个亲戚朋友，共同组成了学校的管理机构。这些人除了安排教师上课，检查员工到岗情况以外，实在不知该做什么。学校不知订什么课本，一个学生一学期竟有300元的书是用不上的，而年轻教师急需的教学参考书一本也没有订。教务处不会排课表，各门功课平均划分课时，高三理科班每周24节晚自习，竟然没有一节数学课。教师招聘十分随意，全凭校长的个人感觉和与老总的私人关系，任用的教师，上有70岁的退休老人，下有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青年。学校对教师的工作从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你能把学生“哄”住就行，只要你按时进课堂就行，至于你怎样上课，甚至上什么内容，都无人过问。同样的班级，教学进度竟然相差两个月也没有人查问。看着这样的学校，让你想起那些走村串户的草台戏班子。
　　“神舟六号”飞船升空，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机会，千载难逢。出于教师的职业敏感，我们几个老师打开教室里的电视机及时组织学生收看现场直播。学校领导在管理上一向无所作为，这一回忽然想有所作为了，他们把我们的行为定性为随意停课、破坏教育法规，要严肃处理。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是，学校领导对学校教育的无知让我们吃惊，他们看不到学校的许多实际问题，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也看不到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非不清，好歹不辨。他们实在是教育的门外汉，我不想与他们“同舟共济”，于是递交辞呈，再一次选择了“逃离”。
　　第三次逃离发生在南京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
　　开学已经两月有余，这所学校急需高三语文教师，我闻讯前来应聘，经过笔试、试讲等一系列程序，三天后正式上班。我教3班和4班。如果你忘记教师的身份而只想着打工赚钱，3班的课还勉强可“上”，而4班则是无论如何也上不下去的。3班的问题仅限于课堂上许多学生不听讲，只要你不去“干扰”他们，你的课还能“正常”进行。4班就不仅仅是不听讲的问题了。刚刚上课几分钟，这个说要回宿舍，那个说要上厕所，还没等你同意，便纷纷走出教室。上课已经十几分钟了，你正在台上“自说自听”地讲着，一个迟到的学生破门而入：“你们知道吗，南京昨天发生了凶杀案件!”教室里随即响起一片斥骂之声：“小子，知道现在几点了!”“龟孙子，凶手是你吧?”你正在板书，后排两个学生打了起来，怎么喝也喝不住，等你找来班主任，他们早已停下，原来是两个人闹着玩的。学校害怕家长的发难和纠缠，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也从不处理违纪者，动辄越墙而出整夜不归，概不追究，无缘无故地砸烂教室的地板，连个公开的批评也没有。一味的迁就换来肆无忌惮的放纵，学生无视纪律，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样的学生怎么教?这样的课怎么上?其实，学校对老师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你上课准时进班就行，只要该你上课你在教室里就行。上班后的第四天，第一节晚自习我当班，特地发了一张讲义，没有人肯做，教室里乱成一团。不做也罢，本来就是自习课，你们就自习吧，我劝大家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人理会，只好静静地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尽情地吵闹。十分钟后，吵闹升级，变成无所顾忌的打斗，实在目不忍睹，我退出教室，站到隔壁办公室里。政教处主任找来：“这节课是你的吧？”“是的。”“你怎么不进班？”我向他反映课堂情况，他批评我说：“他们胡闹不听劝告，那是他们的事情；你离开教室，他们和家长就有了批评学校的借口，那就是你的责任。”不谈如何教育和管理学生，只要你“到位”就行，教育成了一种责任的搪塞和应付，我接受了主任的批评，重回教室，继续“观看”自己的教育对象的胡作非为。
　　有一天上课，我刚写下第六册一篇文言文的课题，有人反对，说是第五册还没有上完。其实在给他们上课之前，我征求过同轨语文老师和班级学生的意见，他们班教学进度慢，一致同意从第六册文言文上起，第五册还有一个单元的现代文留给他们自己看。而且第六册已经上了两堂课，当时并无异议。我向这个学生说明情况，他坚持要我上第五册。实际上，这个学生无论什么课都不听，这一回要我上第五册不过是想要显示自己的“能耐”――他能“左右”老师――而已。班主任批评我：“教学就是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学部主任指示我：“就上第五册吧。”我已经渐渐学会了糊涂，你说上第五册就上第五册吧，可是明天有人要上第六册我该怎么办？事实上上第六册本来就是一些同学的要求。实在难以继续糊涂下去，我只得再一次选择“逃离”。
　　（摘自2007年7月17-24日《江苏科技报》 插图:李细玲）
　　责编：叶万军 （本文编号：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