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人性论视阈下中西德治的差异_天意神启论先天人性论

　　【摘要】中西人性论的不同对中西方的德治产生一定的差异。其差异表现在其德治的方式、内容以及发展趋势上不同。当今从人性论视阈下重新审视中西德治的差异,然后取长补短、中西结合对我国德治的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人性论;德治;差异
　　
　　人性善和人性恶分别被认为是中西方人性论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中西的德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人性论视阈下比较中西德治的差异,在新的时代下有利于吸取西方德治思想的优点,为我国以德治国提供借鉴意义。
　　
　　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论,并成为古代正统的人性论思想
　　
　　虽然在人性问题上有诸多理论,但都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异端。孟子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即仁义礼智。并且由人的内心发生先天就具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2]在孟子看来,“四心”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而仁义礼智乃是道德上的善,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孟子的人性善思想也被后来大多数的士大夫认同。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之后,性善论又经过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守仁等发展成为中国人性论的主体。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论思想则是人性恶理论。西方文化发源于***,***的一个首要思想就是人的本性是恶的也即是原罪说。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脱离***人性恶的观念,从世俗的角度全面肯定和阐发了人的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如经验论哲学家霍布斯、洛克把趋乐避苦,利己自保看做是人的本性。而爱尔维修继承并发展霍布斯、洛克的思想,认为人是一个能够感受外物作用的有机体,趋乐避苦和自爱利己是人的永恒本性。在到后来,无论是费尔巴哈、康德还是黑格尔在阐述人性论上虽不同,但都是在人性恶的预设之上。总之,西方文化把人看成利益的个体,人本性是自私、恶的。
　　
　　二、由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性论的背景下,因此中西德治的在方式、内容以及发展趋势上有很大差异
　　
　　1.首先,德治的方式的不同
　　中国儒家文化主张人性是善的,德治的方式是自律。既然人性是善的,则人可以通过教化、自省来提高道德修养。即使是人的善根被蒙蔽,也无法从根本上被毁坏,通过教化人心就可以向善去恶,社会就能过稳定有序正常运转。儒家还提倡修身来达到善。孔子讲“修己以安人,正己而后正人”。[1]充分显示了修身的重要性。西方文化来源于***,按照西方***的观念,人本身是有罪的,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因此德治的方式需要某种外在的力量来实现,即是他律的。将世俗的伦理融入宗教的教理之中。遵守这些社会规范才能享有上的的至善,人们只有通过规范甚至是法律的约束才能变成善的。
　　2.其次,德治的内容上的不同
　　人性善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注重教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在道德教育上提出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来达到德治的目的。儒家提倡仁政的的德治的思想。孔子讲“恭、宽、信、敏、惠”五德为仁,为仁就要行忠恕之道,将这种人道用于政治就是仁政。孟子更把仁政建立在“不忍人之心”这种与生俱来的仁心善性之基础上,并提出了保民、爱民、利民、富民、养民、教民之系统的仁政学说。儒家还强调“孝、悌、忠、诚、节、躬、俭、让”。到了后来又提出“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西方***的文化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罪人,也就没有了等级观念。人性的原罪使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应该一视同仁受到制裁。在此文化背景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公正的观念充分确立起来,并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普遍观念。
　　3.最后,德治发展的趋势的不同
　　性善论前提下的德治注重教化,个人修养。要进行道德教育必须制定一套礼仪规范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提倡“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力等。这种礼仪规范到后来得到加强,成为封建纲常,最终演变成礼治。性恶论前提下的德治,依靠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与调节, 因而内在地、必然地要求契约精神。人的本性是恶的,趋利避害的,为了避免相互冲突使社会陷入无序,保障每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需要建立一套人们都共同认可人外在的规范,最终导致法律的产生。因此,性恶论前提下的德治最终走向法治。
　　
　　三、人性论视阈下中西方这种德治理念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于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
　　
　　这两种德治模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都有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在当今提倡以德治国的时代下要坚持取长补短、中西结合充分利用中西德治的优点,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德治。首先,摒弃建立在人性善预设之上中国传统德治的弱点。中国传统的德治以性善论为基础,强调抽象的理想和信念来规范现实,注重教化和人自身的修养。却忽视了监督机制,缺少法律法规的约束。导致了德治的软弱无力,不能使德治发挥到最大效果。其次,汲取西方德治的长处,为我所用,完善我国的德治思想。西方的德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预设之上,因此德治比较注重外在力量,通过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达到德治目的。另外,西方德治强调普世性,提倡人人自由平等,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缺少的。因此,这些有利于我国的德治的思想应该得到有效的利用。最后,应该跳出人性论的视野,站在更高层次上去看待德治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不囿于人性论局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说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因此在德治时要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考察,更能全面的了解人的本性,进而进行道德教化。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杨伯峻,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7.
　　[4]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5.
　　[6]卢蓉.人性善恶与中西文化之比较[J].社科纵横,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