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是将军的古代言情 古代军旅中的故事

　　为将的韬略 　　 　　历代君主对手握重兵的将帅都是存有戒心的，谙熟兵法谋略、善知人主心理的将帅又何尝不清楚这一点?有的力避猜忌，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亦有的设法造成令人迷惑的假象，伺机夺权，历史上这类事例不在少数。
　　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5年期间，秦王政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相继吞并了韩、赵、魏、燕等国，紧接着开始了伐楚的准备，秦王先征询青年将领李信的意见，问他伐楚需要多少人马。李信正陶醉于灭燕战争的功劳之中，十分自信，认为只需要20万人马就足以灭楚。接着秦王又征求老将王翦的意见，王翦却认为：“楚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虽然屡次受挫，仍有相当兵力，不可轻视。以臣愚见，要讨平楚国，非有60万大军不可!”秦王听了很不高兴，便斥责说：“王将军真是老了，这么胆怯。李信都只要20万人，我看还是让年轻人冲锋陷阵吧!”于是，秦王令李信和蒙武率20万人攻楚，王翦则乘机称病告老还乡，闭门谢客，过他的安闲生活去了。
　　谁知李信、蒙武大军深入楚境之后，虽然连克数城，但不久就遭楚国大将项燕的反攻，秦军大败，失去两个营寨，七名都尉战死，楚军乘胜追击三天三夜，杀得李信弃城而逃，前功尽弃。秦王听说李信吃了大败仗，后悔不听王翦的意见，只得再去请王翦出征。王翦推辞说：“老臣年迈多病，实在难以当此重任，为了不致贻误大事，乞请君王另选贤将为妥。”但秦王执意要他领兵出征。于是，王翦再次要求有60万人马，否则，万万不敢受命。秦王迫于军情紧急，只好答应王翦的要求，以蒙武为副，率60万大军继续完成灭楚的任务。
　　王翦临行之时，秦王亲自送到霸上(今西安市东)设宴饯行。席间，王翦请求秦王多赏赐一些美田、房宅、园池。秦王笑着说：“老将军打了胜仗回来，可跟寡人同享荣华富贵，还担心晚年穷愁潦倒，衣食无着吗?”王翦说：“在君王手下为将，即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封侯，所以请求多多赏赐田地、园池和房产，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家业。”秦王听了哈哈大笑，未置可否。王翦启程后，经蓝田至武关，一路上连续5次派使臣回朝，请求秦王快点赏赐田园房舍给他。这种要求赏赐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王翦身边的人也看不下去了，劝他说：“将军一路上不向君王报告军情，反而不断派人要求封赏，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可是，王翦却笑着说：“你们有所不知啊!自古以来哪个君王对大臣没有猜疑之心呢?你们能说大王不是这样的人吗?我所率领的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兵力了，他怎么能放心呢?一旦心生疑忌，轻则派人监督，束缚我用兵的手脚；重则解除兵权，甚至还会招来身首异处的祸患。我再三请求赏赐，难道真的是为了一点田地、房屋?不，这不过是借此让他对我放心，使我能够放手用兵罢了。”果然，王翦受到秦王信任，得以全力施展兵力，很快就打败了项燕，灭了楚国。王翦因为在秦王面前装出一副胸无大志、斤斤计较的模样，解除了君主的猜疑之心，所以统一以后，幸得无事。
　　王翦是古代能够以韬略逃避君主猜忌的典型人物。在古代专制皇权不断蟛胀的过程中，既掌大权又不被君主猜忌的将领的确越来越少了。过去拥兵征战的将领在天下太平以后，一般就是两条出路：要么解甲归田，不问世事，或许还能得以善终。要么就是主动或者被迫发动兵变，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争夺改治的最高地位，极少数或许能建立新的帝业，而更多的则是玩火自焚，弄得身败名裂。
　　
　　流氓盗匪亦为兵
　　
　　大约在宋代以后，社会上开始流传着一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旬谚语的流行与唐代府兵制废弛后军队成分的日渐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兵员素质的低下和社会地位的微贱。在军旅中，士卒横蛮、霸道、仗势欺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人们还形容说“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讲不清”。士卒的文化水平低，道德修养差，而且又结成了一个特定的集团，有较大的势力，更关键的是，他们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受到统治者的纵容和娇惯，所以日益呈现出流氓化的倾向，老百姓将其称之为“兵痞”。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军士都是“兵痞”，但古代“兵匪一家”是由来已久的。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年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所谓“恶少年”，就是好勇斗狠的年轻人，其中不乏在乡里惹是生非、横行霸道之徒。以“恶少年”充作军士有两个目的：一是国家因战争的需要，急需补充大量兵源，而将他们征集为兵，可以加强军队的实力；二是用强制手段把“恶少年”们编入军队，派往边疆征战戍守，又可以起到安宁地方的效果。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所以，即使在义务兵役制占主导地位的隋唐以前，封建国家也经常性地招募或征发乡间恶少、市井无赖为兵，一些私家豪门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对这班人的利用更是多多益善。到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逐渐废弛，有更多的流氓无赖混入军旅。五代至北宋有许多将领都出身于流氓、盗匪，从军后发迹。盗匪流氓窜入军中，当然不乏想在疆场真刀真枪建立功业、博得封妻荫子者，但其中更多的人是想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借窜入军旅成为士卒，愈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在封建社会，军队的腐朽性和反人民性与一部分士卒的堕落是紧密相联的，这是古代“兵匪一家”的根由。“兵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封建军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过，大量盗匪、流氓加入军队，也不利于军队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他们败坏军队风气，不服从将官号令，为祸地方，使军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从根本上腐蚀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梁书・曹景宗传》载：“景宗军队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子郭唏寓军�州时，放纵士卒横行不法，�人“偷嗜恶暴者也都纳贿窜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问”，甚至白昼成群结队上街强取硬讨，稍不如意就打伤人命，弄得人心惶惶，街市狼藉。都虞侯段秀实忍无可忍，布置捉拿了17名以刃刺酒翁的兵痞，竟差点酿起了郭唏军营士卒的兵变(《新唐书・段颜传》)。以盗匪、流氓为兵实在比将其留在地方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性。这些流氓成性的兵痞一旦受到官吏的严惩，又将铤而走险，或亡命拼死，或流窜为盗，进行武装反抗。
　　唐末五代乃至两宋，兵变迭起。当与军伍中充斥大量无业游民、流氓无赖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利来利往，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即可朝秦暮楚。这些流氓兵卒已经开始走向封建军队的反面，这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深受官府、豪强欺凌的被压迫者。因此，封建军队的兵变就其客观效果而言，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军旗原本是茅草
　　
　　“名列前茅”这一成语现在是指考试或功绩位于前列。然而在中国古代，前茅是特指军中的斥候，也就是军队前哨、侦察兵。在行军时，斥候以茅草为旌旗，在大部队前持旌而行，如遇变故或遭遇敌兵，就举旌警告后面 的大部队。所以，这里的“茅”实际上是起着某种信号作用的军旗。军旗在古代军旅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军事标识和指挥信号的载体而存在。古代的军旗也统称为旌旗，而就其形制、质地和功能来说，则五花八门，不胜枚举。
　　古代军旗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标识物，另一类为信号物。作为标识物的旗帜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但其质地与后世大不相同。早在殷商以前就有了旗，甲骨文中有“旗”字，并有了若干以“旗”字为偏旁的会意字。《周礼・春官・司常》中说：“全羽为旗，析羽为旌。”旌只是旗的一种，缀旄牛尾于杆头，下有五彩析羽为饰。而面上绘有熊虎等动物图案的，称为旗。无论是旌或是旗，下边都悬垂有装饰物“旒”，而杆头上用旄牛尾做的饰物则叫“旄”。原始的旗帜是为了狩猎作战的需要，用某种醒目的物体聚众、编阵，就在树枝上捆一大把茅草，或在树枝上悬系一条动物尾巴之类的东西，使人一看就明白，成语“名列前茅”的“茅”字就含有原始旗帜的意义。因此，尽管后世旗帜从质地到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旗帜上仍保留着旒和旄之类的饰物，直到明清时期，还有将丝绢折曲裁制为兽尾形状以象征最高指挥所的“豹尾旗”。
　　旗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和部落战争，因此一开始就是和军事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以后，社会军事活动愈来愈复杂，旗帜由标识物发展成为信号物，军队专用旗帜亦愈来愈多，以至新兵入伍后，必须专门进行熟悉各种旗帜的训练，称之为“教旗”。
　　作为标识物的军旗，从战国时开始就有把军中主帅的名字或姓氏书于其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军队中将兵之间的某种私属性质。属于这一类的军旗，有所谓“牙旗”之称，是立于军中主帅营帐、象征全军的大旗。牙旗之称先秦还未出现，诸侯在军中建旗，直呼其识。秦汉以后的牙旗也有简称为“牙”的。之所以称为“牙旗”，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主帅中军之旗是以象牙为装饰；另一种意见认为来自“爪牙”之意，指环卫中军为精锐之卒。《封氏闻见记》卷五曰：“《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
　　牙旗后世也称纛，纛常立于军营大门，所以别称“牙门旗”。纛往往高大，以便全军识别，又有“坐纛”和“六纛”之称，其实都是根据军队编列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主帅之旗。坐纛是古代右、中、左三军的中军主帅大旗，六纛则是六军主帅牙旗的统称。后来，唐代节度使军中竖有六纛，以示其军旅雄壮，相当于古代诸侯之军威。唐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称：“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十二，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可见，坐纛、六纛都是同一类旗帜，即表明较高地位的军队主帅的牙旗。此外，作为军旅标识的旗帜还有大白、龟旗、云罕等，清代有八旗，均各有寓意。
　　作为信号物的军旗，种类更多，这类旗帜用于军中，是指挥作战的重要工具。《管子・三官》曰：“旗，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意思是说，旗帜是指挥军队排列阵势进攻和隐蔽撤退的重要信号。旌旗与金鼓相配合，可以迅速贯彻将领的指挥意图。用于指挥信号的旗又统称为“麾”。今天我们说听从某人的调遣，愿为某人效力，还常用“甘为某人麾下”的俗语。“麾”，古代又作“旌”。细分起来，作为指挥信号旗的麾又有许多名称。例如，指挥行军的就有9种不同的旗帜，《管子・兵法》称之为“九章”。这9种旗章上分别绘有日、月、龙、虎、鸟、蛇、鹊、狼、槔9种图案。不同的旗章表示不同的行军安排：举日章则白日行军，举月章则夜晚行军，举龙章则行水。举虎章则行林，举鸟章则行陂，举蛇章则行泽，举鹊章则行陆，举狼章则行山，举槔章则载食而驾。除了用图案来区分信号达到指挥目的外，还有以举旗的方式来表明信号的，即类似近代海军中的旗语，但古代的“旗语”还十分简单。
　　除了用于标识和信号之外，古代军旅中的旗帜还可以作为一种传递军令的信物。晋代就专门有一种用来传达帝王诏令的旗帜，上绘白虎或驺虞，分别叫作白虎幡和驺虞幡。因白虎威猛主杀，白虎幡即用于进兵督战，是代表帝王军前督军之旗，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父讳，改为“白兽幡”。驺虞是传说中的一种义兽，不食生物，凡有至信之德，辄响应之，所以驺虞幡是用于解兵罢战的一种军旗信号。在军中还有经常使用的令旗，也是传令的一种信物。这是一种小军旗，按清朝的规定，令旗以云缎为之，而旗面式样，大将军、督抚、提镇均用三角旗，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均用方旗。旗杆如箭，有簇，铁制之，故俗称“令箭”。
　　军旅旗帜无论其功能如何，都能体现军队的面貌，反映出一定的战斗力。在战场上，旌旗严整，表明军势强盛，士气高昂；而旌旗混乱，则表明军容不整，士气低落。因此，善战者仅凭敌方阵中旌旗标识或指挥状况就能判断敌我态势，决定战场上的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