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孔乙己的人物形象

　　摘 要：鲁迅以深沉的笔调、强烈的感情、浓重的色彩，塑造了许多迥异的女性形象：“铁屋子”里的传统女性、“五四”时期觉醒的女性、走上社会反抗的女性。可她们最终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本文试图分析这三类女性形象，并探讨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而由此解读鲁迅先生的女性观问题。
　　关键词：鲁迅 悲剧女性形象 女性观
　　现代“妇女解放”的呼声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声浪震得无人不知。鲁迅是最关心妇女问题和社会下层妇女命运的作家之一，提及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自然地就会想到以《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形象，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向社会提出控诉，发出呐喊。仔细分析这些女性的生存状况、斗争方式，就能发现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是逐步发展的，鲁迅的“女性观”是不断进步的。
　　
　　一
　　鲁迅在“五四”及其退潮时期对女性寄予了深刻的关注，创作了一些以妇女生存状态与命运为内容的小说，这些女性尽管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然而她们却有着同样悲剧性的命运。
　　（一）“铁屋子”里的传统女性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被囚居在传统的“铁屋子”里，她们是不能自由主宰自己命运的。从社会到家庭直到个人，从精神到物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独立性。对此，鲁迅深感痛心，他曾说：“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1]的确，人一旦丧失独立地位和独立品性，剩下的也许只有奴性了。
　　祥林嫂是不幸的女性，她是个连想做“奴隶”也不得的寡妇。祥林嫂虽然进行了拼死的反抗，仍然没有摆脱再嫁的命运。再回到鲁镇的祥林嫂已经被所有的人认为是“败坏风俗”的。祥林嫂所讲的有关阿毛的悲惨故事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消遣，连她头上拼死抵抗留下的伤疤也成了人们寻开心的话题。在这种要生不能，要死不敢的尴尬境地的煎熬中，祥林嫂开始“疑惑”了，她受尽一切苦难，丧夫失子，逆来顺受，为了赎罪，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在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跨，以赎去一生的罪恶。结果还是只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她终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而“我”的回答“也许有吧”使她陷入更深的灵魂煎熬之中。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也是一个死了丈夫又失去儿子的孤苦伶仃的寡妇，她的躯壳虽然还没有被封建礼教吞吃掉，但在精神上已经被判了死刑。她将在周围人们对她的不尊重、不同情及她精神恍惚地寄梦于“明天”的状态下度过余生，所以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大的痛苦是她的孤独与空虚。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最终淹死在“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唾沫的汪洋之中，所以鲁迅说：“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2]
　　（二）“五四”时期觉醒的女性
　　如果说，鲁迅在祥林嫂等农村劳动妇女身上投注较多的是怜悯和愤怒之情的话，那么，他对“五四”时期妇女觉醒后的妇女解放道路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的更多的则是思考。
　　《伤逝》中的子君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女性。进步的思想，吹醒了她个性的独立意识。她毅然地和专制家庭决裂，并且“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这是中国女子觉醒的呼声，一向作为附属品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发出了自觉地向社会要求独立的呼声。然而，觉醒只仅仅是斗争的开始，婚恋自主后的新女性又将如何发展，这问题在子君心目中是模糊的。
　　“五四”运动虽然给了子君一些平等自由的思想，使她意识到她是一个和男性一样有着自己的权利的人，但她自身并没有完全觉悟，还是一个处于新旧思想夹缝中的人。她一方面争取人的权利，意识到她是她自己的；另一方面，她却依然承认传统指派给她的角色——当一个贤妻良母，照顾好丈夫和家庭。她对于传统敢于反抗，赢得了涓生对她的爱和尊敬，但是当她勇敢地跨出传统的约束后，却停留在原处，止步不前，重新陷入了传统的约束中，最后失去了涓生的爱。从根本上说，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互为条件，相互推动。如果社会未给女性准备好条件，即使走出家门，女性的出路也不一定光明。
　　（三）走上社会反抗的女性
　　强调社会制度的改革、经济权的获得，强调战斗，表明鲁迅已经把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妇女要获得现代意义的解放，而作为最根本的手段，则是扫荡封建制度，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4]尽管中国妇女在封建文化的压抑下已做了几千年的女奴，也许中国女性们的心灵已受到严重戕害，但“中国的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5]。
　　因此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倍加赞赏刘和珍的精神，“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女性临难竟能如此从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密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这已不是娴雅温柔的东方女性，刘和珍这个青年女学生在向社会发动主动进攻，虽死犹生。中国女性的三从四德，被冲得干干净净。个人的独立性、反抗性在刘和珍等人身上被唤起，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就是鲁迅描写到的历史的进步。鲁迅特别指出：“三·一八惨案”中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苟活者，在这深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真的猛士站起来，奋然而前行，中国才有了得救的希望，中国妇女解放才有了希望。
　　
　　二
　　鲁迅笔下的这些女性的种种不幸命运，与这个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社会影响人的发展。在鲁迅笔下，除了对那些传统女性倾注了极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对那些敢于反抗，争取自我价值的新式女性给予了更大的热情，既反映了她们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悲剧命运，更肯定了这些不再偏安一隅的女性叛逆反抗的奋斗历程。并指出，这些女性不管性格如何，层次怎样，有无觉醒，她们的悲剧都是深刻的社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