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_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1982年9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记者，老早就来到了成田机场，把录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卫星厅的出口。中午12点40分，录像机开始转动，映入镜头的是一队身着笔挺西装、朝气勃勃的英俊小伙子。“看，多帅！”记者们称赞着。
　　这队小伙子是应日本朝日奖学会邀请，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派往东京勤工俭学的北京待业青年，也称中国朝日奖学生。
　　脚印留在异国的雨水里
　　1981年3月，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旅游考察团访日期间，应邀会见了朝日新闻社社主上野尚一先生等。会见中，日方主动向我考察团介绍了“朝日奖学金”制度的情况，并愿为日中友好有所贡献，希望我全国青联选送青年赴日半工半读。我们选送的青年到日本后，为《朝日新闻》送报和到日本的商业、服装、旅游、会计、计算机、外语、照相等专业学校学习，由朝日奖学会和报纸贩卖店提供奖学金、生活费、住处及国际旅费等。于是，我们在1982年和1983年选送了两批青年去东京勤工俭学。
　　给读者送报，是艰苦的事。为了适应赴日后的送报工作，他们在北京集训期间，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骑着自行车沿二环路转一圈，练得浑身是劲，车技娴熟。可是到了东京，环境和条件都变了，显得很不适应。他们每天早晚在指定地域送两次报，长达4小时左右，每人约送250到300份。《朝日新闻》每天要出十几版到二十几版，还经常夹些广告，300份报纸摞起来有半米多高，就是分两次载，自行车走起来也直摇晃。而且，日本的马路没有自行车道，要在人行道上骑，路窄人多。从凌晨起床开始叠报，送完报后还要上学读书，每天很晚才能休息，非常紧张。这对于刚走上社会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孙奎山送报摔了一跤，脚脖子肿得老粗。要不要去医院？当他看到床头上贴着的日本青年送的“根性”（忍耐的意思）的条幅，心想：“决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我们。”于是心一横，咬牙继续送报。
　　他们刚刚开始工作不几天，又连续下起了大暴雨。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瓢泼大雨遮天盖地卷了过来，雷在低低的云层中滚动着，闪电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中国朝日奖学生们知道，送报要风雨无阻，这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于是，推着满载报纸的自行车，从各自所在的报纸贩卖店出发，钻入了雨幕之中。李长彬奋力跨上自行车向前冲去，可没走多远，一个跟头栽了下来。他一轱辘爬起来，急忙查看泡在雨水中的报纸，幸亏报纸用塑料袋装着，要不早就被雨水泡成纸浆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又冒雨前进，可没走多远又栽了下来。这时，他心里恼极了，蹲在满是雨水的地上自言自语地说：“图什么，图什么，来遭这个洋罪？！”但是，当他想到遥远的祖国——母亲的重托，想起敬爱的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赴法勤工俭学的事迹，出国前团中央领导同志要大家“过五关、斩六将”的鼓励，同学们宿舍贴着的“振兴中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自勉条幅，他便咬着牙挺起身来，在异国他乡的雨水里，艰难地、勇敢地向前行进。
　　望洋更添思乡情
　　夜，东京新宿闹市区热闹非常，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高大建筑物上有节奏地转动、变换；弹子房里发出阵阵**的喧嚣声；地下暗室门口挂着“营业中”的招牌……李长彬、李宁、王岩等同学乘坐地铁赶来，是观赏夜景吗？不！才几天不见，他们就想得慌，从各自分散的住地来相聚，有多少心里话要互相倾诉啊！
　　在北京待业的时候，他们也常有事没事地与同学聚在一起，吹吹牛，发发牢骚，开开心。对这个繁华的世界，他们幻想过；刚来时，他们处处感到新鲜。可几天以后，现实和想象蓦地拉开了距离，他们开始认真地思考。
　　日本朋友主动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日本哪些是好的可以学，哪些是坏的不能学。这是个金钱主宰的世界，有许多黑暗面。热海锦蒲有个“自杀圣地”，近几年不断有人到此跳崖自杀。“不是说日本很富吗？为什么还要自杀？”物质的富有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人情的淡漠。主人们一再关照，日本缺乏安全感，乱开摩托车的“暴走族”横冲直撞，要多加小心。“是啊，还是在我们的祖国安全啊！”日本朋友告诉他们，在日本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供不起孩子卜大学。每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要突破百万日元大关，听了让人害怕。而大学毕业之后，常常有不少青年失业。在马路上，你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总是扳着面孔匆匆而过，生活和工作的节奏相当快，充满强烈的竞争……这一切，在国内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店主们他们很客气，很尊重，也很友好。要不是伟大的祖国在国际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不是因为是全国青联选派的，我们这些毛孩子跑到国外来算老几？还不是象解放前漂流异乡的华工！
　　这些心地纯真的青年，很自然地将在东京的所见所闻，与自己国内的情况进行对照、比较，思考、寻找准确的答案。这时，他们才真的体会到“祖国”这个字眼的份量，激励自己珍惜这宝贵的时机和友谊，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他们漫步在新宿大街上，一会儿谈得慷慨激昂，一会儿又沉默不语。
　　“长彬，我想改变专业。”王岩胸有成竹地说。
　　“你想改学什么？”
　　“改学服装缝纫。”
　　“为什么？”
　　“那天，我看到美国的衬衣陈列在高橱窗里，一件卖几万日元；而我国出口的裤子同日本甩卖的袜子放到一起，在摆地摊……”他的声音哽咽了，“我已经写信告诉妈妈了，她一定会支持我的。”
　　大伙紧紧握着王岩的手，心在咚咚地跳动着。
　　是啊，炎黄子孙，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强大昌盛，屹立世界！信念，从这里激发！1983年5月，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我驻日使馆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标语为中国队加油。在对面看台上，也有一队青年打着“中国队加油”的鲜红大横幅齐声呐喊，为中国队助威。这队青年就是中国朝日奖学生。他们自发凑钱买来红布，制作了这面大横幅，出高价买门票，抓紧时间送完报，从各贩卖店赶来助威。思乡更添爱国情！“中国队加油！”他们拼命地呐喊，恨不得压倒别的一切声音。在这沸腾的地方，他们切实地感到中国青年的使命；把自己化作一滴油，为中华腾飞于世界加油！
　　发奋，为振兴中华
　　用中国朝日奖学生们的话讲，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懂得了，人最宝贵的就是民族自尊心，把个人的自尊心融化在民族自尊心里，燃烧起为振兴中华而发奋的火焰。“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决不能给祖国脸上抹黑，让人瞧不起。”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每天紧张的劳累之后，刻苦攻读。有的把日语单词贴在床头、卫生间随时读，有的经常找日本青年聊天，练习口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几个月，不少人能同日本朋友呱呱地交谈了。
　　这时，原定上大专的李长彬提出请求，要报考日本名牌大学之一的应庆大学。全国青联和日本朝日奖学会等有关方面支持他的这个想法。他所在的店主猪川高文先生也觉得很光彩，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并装上电视机帮他复习功课。他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叠报、送报，然后坐40分钟地铁赶到新宿日语学校学习，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复习功课，有些课程还得从头学起。看着他瘦削的脸、干裂的嘴唇、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人们心疼了，连日本朋友都劝他好好休息一下。可他微微一笑：“是很累。但一想到祖国和亲人们的期待，什么都顾不得了！”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当朝日奖学会事务局长本多宪二先生通知他领取上大学的学费时，李长彬激动得热泪盈眶。透过目花，他想到了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想到当厨师的爸爸和在街道工作的妈妈，想到在北京的同学们……他心潮澎湃，紧握着笔给全国青联写信：“……我要继续努力，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将来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