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情》的一封回信_给巴金的一封回信

　　本刊去年第二期发表小说《感情》后，作者青年工人刘树华同志收到了六百多封来信。在此，我们发表作者给海星同志的复信，以答读者。　　——编者　　海星：你好！　　感谢你这样关心我的习作。
　　我写《感情》是在七八年十月。当时有一大批作品怀着极大的义愤来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和他们给民族、国家和每个人造成的“内伤”“外伤”。这些作品激动着我，同时我也在想：在我们声泪俱下地去批判、去控诉的同时，为什么不认真地想想我们自己的责任？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瞄与骗。被骗、被瞒，自骗、自瞒，长期下去，甚而至于已经不觉得了。十年的惨痛教训正在于此。
　　正是由于“自省”的目的，我产生了写《感情》的欲望。
　　你知道，*****前，我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患了“偏执狂”后，却会为了表示“革命”，粗暴地指责家长为什么悬挂“一只耳杂”的领袖像；把家里那些“珍本”一捆捆地去卖掉；甚至工工整整地在小红纸上写了无数个“革命”，贴在家里一切家具上，作为商标。当时我们院北屋住着一个女天主教徒，她是某中学的教师，一个和善、爱洁净的女人。她对生活很热爱，养着金鱼，种了无花果、枣树，培植的花几十种，把小院装扮得花园一样。她热爱党和毛主席，辛勤工作，遵纪守法，但对自己的“主”又极其虔诚，每夜都在小屋里点上蜡烛做祈祷。她很疼爱我，经常带我去买金鱼，无花果熟透的时候，就摘下来送给我吃。可是，“一夜之间，生活全变了”。在造反的风暴中，我给她贴了一张题为《收起你的封资修破烂货》的大字报。那以后，她总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我确实感到她在说：“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何敌变成如此凶神？”结果，大字报引来了十几个红卫兵，都不到十五岁。他们把花、鱼盆，甚至她家的小钟表、玉砚台都砸了个粉碎，然后开始斗争。一个小孩问：“毛主席好，还是你的天主好？”她说：“毛主席好，天主也好。”就因为这句话，她被活活打死了。我是亲眼看着她被打死的。十年后，此事我一直感到内疚，夜深时常想起当年小屋的烛光。她爱生活，爱美好的东西。也许是历史的误会，使她的信仰和我们不一致。可她从来没惹谁，一直辛勤地为祖国工作着。最后，却和花盆、金鱼一样被“砸烂”了。这个女人，可能是我小说的最初原型吧。后来，我的家庭也受了冲击：父亲被诬陷为“反动资本家”，哥哥成了“现行反革命”，亲人和敌人难以撕裂地粘结在一起了。对亲人要爱，对敌人要恨，爱与恨如此对立，又如此难以分割。世上哪个国家的青年曾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感情的折磨！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老师。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中受冲击也很厉害，但他对生活仍然充满信心。他闲散在家，不甘心享清福，每天要义务地教十几个青年学外语，为二、三十个病号看病，接待一、二十个看电视的邻居小朋友。他也养鱼，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坐在沙发上一招手，玻璃缸里两条大金鱼就摇头摆尾地向他游来。当时我脑子里轰的一下：被打死的和活着的，他们都是如此热爱生活、富有感情！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中辍了学习。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难过，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笼罩着。我离开了他，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喷涌出那么强烈的留恋之情。我必须理清楚，这是为什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这究竟是什么感情？这种思索渐渐形成了丁香和郭爷爷的形象。
　　有了主题、人物，怎么表现？我想，当今时代具有多变的特点，它使我们的思维敏捷、节奏快，有时又象梦：虽然缺乏严密的逻辑，却往往颇有道理。用这种思维特点去反映现实生活，一定会很真实、生动。用它的“散”给人如梦如幻的感觉，这与生活是协调的。因此在时间、场景的交代上，我尽量使它很朦胧，有意识地运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的某些手法。老托尔斯泰说，读者要求一个新作家时，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呢？我力图创新，不知你认为效果怎样？
　　匆匆写这些，不知能否回答清楚你所提的那些问题。对你的赞颂，我深感不安。因为小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还带着稚气。不过我一定不懈努力，以不幸负你的期望。 祝你在科研道路上作出成绩！
　　刘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