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生问题: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发扬

　　不久前，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是我国文艺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周总理的内容丰富的讲话，涉及到文艺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详尽地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按照艺术规律办事问题和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问题。这篇讲话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正如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关文艺的精辟论著一样，是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强大的武器和指针。我们相信，我国文艺工作者将要永远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将极大地加强我国文艺战线的思想武装。
　　周总理在讲话中大声疾呼地向我们提出了文艺要“面对人民”和加强文艺民主的问题。
　　周总理是在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才提出了要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这样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来的。建国后我国文艺工作所取得的许多经验当中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是：艺术民主和政治民主永远是并存的。凡是政治上的民主生活比较健全的时候，文艺上的民主生活也就比较活跃，而我们的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也就会出现一个繁荣兴旺的局面；反之，文艺就不会繁荣，甚至会走向反面。
　　林彪、“四人帮”在十多年间给我国文艺事业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就有力地证明了上述经验的确切性。可以断言，没有文艺民主，就没有文艺创造，就没有文艺繁荣。
　　周总理在号召发扬文艺民主的同时，也号召我们的文艺要面对人民，我们的文艺要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文艺。这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的文艺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文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为我们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总理进一步提出：我们文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就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就是说，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肩负着这样广阔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文艺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广泛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保证和动力，想要得到繁荣发展，那是很难设想的。
　　要发扬文艺民主，就要按照民主的方法来领导和推动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这里有着一个要不要以及如何按照文艺本身的规律办事的问题。
　　文艺有着自己的独特规律。它的一个重要的规律是：必须以自己的特殊手段——形象思维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并借此达到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观念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文艺和人民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文艺必须面对人民：因为它要反映人民的社会实践，反映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生活，反映人民密切关心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因为它要教育人民，激励人民，使他们警醒起来，感奋起来。人民的斗争实践有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的文艺就应当有多么丰富多彩。而这一切，都是要通过形象的手段，通过对于生活和人民的典型化的真实的描绘，而不是通过直接地简单地说出来的思想来取得效果。这些，在文艺民主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时候，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文艺民主，首先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和亿万人民群众及其斗争实践的紧密的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文艺的另一个规律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它的特点是建立在劳动者（作家、艺术家）个人独创性的基础上的。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要求严格的统一化和规格化。但是文艺创作的规格化（模式化、雷同化）却只能是作家失败的标志。工业生产可以成万次地重复生产着标准划一的产品，文艺创作却是永远也不能重复的，也是不能模仿的；它只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正如鲁迅所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而不同风格、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也只能是这种个人独创性的不断成熟、不断积累的结果，而很少可能是任何集体劳动的结果。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民主空气，充分解放思想，发挥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和独创性。
　　体现社会主义文艺民主的根本方针和办法，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从“双百”方针提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已经可以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科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是，二十多年来，这条方针总是在每当重新提出和开始贯彻时，就受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斗争的焦点常常是集中在一个“放”字上。在我们看来，“放”就是百花齐“放”，放社会主义的百花；当然，其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量的毒草和杂草，但这也并不可怕。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百花齐放应当理解为百花齐“防”。半字之差，失之千里。一个完全是积极的促进文艺繁荣的方针，就被解释为一种完全是消极防范的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有些同志并不认为“双百”方针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一种体现，而把它错误地看作是某种策略上的权宜之
　　计。在这种理解之下，又怎么可能造成科学文化战线上的生机蓬勃、百花争荣的局面呢！
　　因此，认真地坚持以“放”为重点的“双百”方针，为社会主义而放，为促进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而放，热情地放，积极地放，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能不能站在时代前列，能不能够成为人民的歌手和号手的一个关键和保证。
　　我们认为，放的方针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贯串到底的方针。它和某些人所理解所实行的那种“放——收——打”的所谓“钓鱼”的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前者肯定是一条走向文艺民主、文艺繁荣的方针；而后者必将是一条走向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方针，这种方针，多年来，已经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吃够了苦头了。有一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说法，恐怕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要坚持以六条政治标准为前提的放的方针”。按照这种说法，在百花齐放之前，先要鉴别一下你是香花还是毒草。如果某个评定者认定你是毒草，那你就要失去放的权利；只有当你具备了肯定可以成为香花的资格、符合六条标准这个前提时，你才可以“放”。这样的说法，恐怕是既不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又是事实上难于实现的。香花和毒草都是生活土壤中的客观存在，它们的放与不放，恐怕都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何况有些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毒草。比如，二十年前赫赫有名的“毒草”《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经过历史的检验，不是已经恢复了它作为香花的本来面目了吗？这样的例子，何止千百。
　　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评定和鉴别文艺作品的问题。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和长短优劣，究竟是谁说了算数呢？换句流行的话说：谁是文艺作品的权威的评定者？是领导人、批评家还是人民群众？回答恐怕只能是这样：只有人民才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个道理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一切文艺作品又都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的反映，同时又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又是一切文艺创作所要为之效劳的服务对象。所以，归根结蒂还要承认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和审查者。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不是会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样一条原则相抵牾呢？我看，这根本是属于两个含义不同的命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肯定是要不断加强的，但是难道有任何正确的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意志会发生根本的矛盾和对立的吗？任何领导人和批评家，只有当他们的意见和判断能够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利益时，他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评定者和鉴别者。
　　承认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一切优秀作品常常可以被视为形象化的真理）。我们不能说只有人民加领导才能构成权威的评定者，正如我们不能说只有实践加理论才能构成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举例说，四五运动中出现的大量革命诗文，要由谁来评定和检验呢？回答只能是：人民群众。因为如果由某些“长官”来评定，那就只能作出《天安门诗抄》是反革命作品的荒谬论断来。这样的例子，又何止千百！
　　周总理关于实行文艺民主的号召，在十八年前，是切中文艺界的时弊的，就是在今天，又何尝不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当务之急呢！自然，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文艺民主，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任何其他范畴的民主。我们所要坚持的文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只能是和基础相适应并且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包括一切精神生产）的发展的。我们提倡文艺民主，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新时期的光辉任务服务。一切对于文艺民主的曲解，一切企图把我们的文艺民主引向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轨道的思想和行动，一定会遭到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摒弃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