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续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初期工人运动_从军事思想方面来看

　　九、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与赵恒惕作当面说理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湖南特别是长沙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达到了一个最高潮。到十月间，全省已正式成立的工会，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的岳州工人俱乐部和长沙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泥木工会、机械工会、人力车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石印工会、理发工会、缝级工会、笔业工会、织造工会、靴鞋技师工会等十四个单位，有组织的工人在四万人左右。除开靴鞋技师工会的工人以外，全部有工会组织的工人都经过了严重的罢工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涌现了大量的工人积极分子，在许多工会内发展了党员，除开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人力车等少数工会中，仍由党派去的干部负主要责任外，有些工会的负责人已经是工人中发展的新党员了。因而原来作为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这时，武汉已经成立了工人的统一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统一组织）。
　　毛泽东同志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以便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的工人运动。
　　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都一致赞同这个意见。仍是随即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当天参加者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路岳州、长沙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及人力车、缝纫、笔业等工会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尚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同志。大家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会议主席。会议正式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并议决“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按指缝纫、织造、理发等手工业而言）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㈠。
　　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即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简章。在十一月五日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正总干事，郭亮同志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朱锦堂等同志为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巳正式成立。全省各地工人都开会庆祝这件大事。这是当时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地区性统一的工人组织。
　　工团联合会的会址设在宝南街八号（现在长沙市政学校对面的地方，原屋已毁）。这是一所三开间的一楼一底的普通民房，堂屋较大，可供开会之用。它的斜对面就是鲁班新庙——泥木工会的会址。
　　犹如灯塔照耀着航行的海船，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公开的总司令部。工人们都感觉后面有了一座大靠山，凡遇到有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时，往往这样说：“找工团联合会去”，“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笔业、人力车、铅印工人等举行罢工，和警察厅或者资方起了冲突，工人们受到威胁或者被命令复工时，总是理直气壮地这样回答对方：“我们只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在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高涨。拥有一两千工人的大工厂——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的工人俱乐部，先后正式成立了。到四五月间，长沙新组织的工会有茶居（即茶馆业工人）工会、电灯工会、粪码头工会、箩码头（即搬运工人）工会、店员工会、油漆匠工会、铜匠工会、划夫工会、邮务工会、碾谷工会、水夫（挑河水卖的）工会、洋务（外国洋行工作的职工）工会等等，新化锡矿山和湘潭锰矿的工会也相继成立了。这时参加工团联合会的巳达三十多个工会。
　　一九二三年京汉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工团联合会号召湖南工人阶级起而援助，发宣言，募捐，开追悼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了二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抗议吴佩孚的暴行。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全省工团联合会，是湖南广大工人群众从英勇的胜利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斗指挥部，它的领导威信深入每个工人的心中。工团联合会——就是斗争，就是胜利，就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团结，就是共产党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领导。
　　在“五四”时期，湖南革命运动的旗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二二年以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前夜，以空前威力高举着湖南群众革命运动旗帜的，就是全省工团联合会了。这个时间内，全省所有群众革命团体，都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工团联合会的周围。工团联合会虽然从来未被赵恒惕政府承认过它的合法地位，但由放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它在事实上是始终合法存在的。赵恒惕后来敢於封闭自修大学，却不敢公然封闭工团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於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湖南后，由郭亮同志继任总干事。北伐军进入长沙之后，全省工团联合会改为全省总工会，郭亮同志继任总工会的委员长。
　　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第一个大斗争，便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和十三日三天，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团联合会所属的十一个工团代表二十三人。和赵恒惕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的一次尖锐的当面说理斗争。
　　在澎湃的工人罢工高潮中，赵恒惕政府（自长沙县、警察厅、内务厅到省长公署和省议会）弄得手忙脚乱，处处被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这个工会送呈文，明天那个工会来请愿。用软办法，工人不上当；用硬办法，更僵持不得下台。有次开省议会，讨论到罢工问题，一个省议员如实地反映了赵恒惕政府当时的苦恼心情说：“现在湖南社会潮流，已无五分钟宁静，今后恐怕永无安静之日了！”
　　自泥木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之后，赵恒惕政府对於毛泽东同志等这批知识界的“过激派”（这是当时军阀政府对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恶意的称呼）领导工人运动的事，渐渐地探听到一些了，其中毛泽东同志的名声特别大。
　　因此赵恒惕不能不积极设法来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和对付这一班学生出身的“过激分子”。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正是水口山和长沙人力车、铅印活版、笔业等工人罢工高潮的时候，赵恒惕政府放出了种种谎言，这些谣言诬蔑说：有一批专门干罢工运动的人，他们是受人雇用的“过激派”；政府如杀一人，罢工方面给五百元恤金，这笔钱都是外面输进来的；罢工的人都是倡无政府主义的，要推翻现在的政府。并传出政府将对工人采严厉镇压手段，以威胁工人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