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思维传统怎样影响思维方式 我国传统经验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经验方式是传统思维的最主要的偏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侧重对事物的整体联系以及现象的认识。在经验思维方式的主导下，主客体没能显著分开，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在知识形态上，经验思维形成的是以主体的差异性为基础的高度私密的隐性知识(技术)。由于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思维方式具有锁定性，不利于认知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实现思维方式从自发到自觉的超越。
　　[关键词]思维方式；经验；天人合一；隐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27－05
　　孙长虹(1972－)，女，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闽江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福建厦门　361005)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2011年A类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传统职业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JA11214S)的阶段性成果。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中，中西方创造了迥异的文化，这是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背后对人类行为起到支配作用的一种稳定方式，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会有自己的特点和偏向，与发源于古希腊的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思维方式相比较，我国传统思维偏向于经验方式。
　　一、经验方式——传统思维的主要偏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传统思维走的是一条经验的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其依据就在于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有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形而上的用理性去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当然，经验方式与理性方式绝对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理性总要以一定的经验为基础，经验也是在一定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我所指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偏向，是指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以经验方式为主的偏向。黑格尔曾经说过：“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虽然话有失偏颇，但却点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显著特点：重经验、重伦理。英国汉学家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也认为，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反抗了那种超出了自己的经验范围而去研究事物的想法。正如孔子所阐明的那样，怀有对将来的朦胧观念和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对中国人的所有需要来说就已经足够了”。的确，遍寻孔子的著作和言论，形而上地对自然事物的思考确实很少，“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自然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兴趣，《论语》主要是其伦理经验的记录和概括。其他很多思想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经验思维方式的形成主要是侧重于对事物的整体、外部联系和现象的认识。传统经验思维方式相信自己的感觉经验，就如俗话所说：“眼见为实”。人们相信的是依靠自己的感官所得来的认识，而依靠感官经验的认识是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感性认识是人们的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方面、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它以直接感受性为特点，以事物的现象为内容。以感官经验把握事物，必然使人拘泥于事物表现出来的外在现象、外部联系，形成的是关于事物的整体认识。从神农氏遍尝百草到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关于外界事物的认识完全是人的感官经验得出的，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分析而来，由此得到是关于事物的整体认识。如中医里的草药的性甘、性平、性辛等等，以及有什么样的功能，具有的是对其总体性状及功能的认识，具体到每种中药的成分以及草药相互之间是怎样发生反应并起到治疗保健作用的，则无从得知。古代道士的炼丹和中医的熬药有着类似的原理，都有点类似于现代的“黑箱”操作，注重的是整体的功能和结果，不注重其组成部分及发生原理。在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比如对天象的观察，古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性的认识，看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诸如“东霞轰隆西霞雨”、“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具体到天气变化的真正原因则并不了解，得到的只是主要以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为内容的知识。
　　二、经验思维方式的理论表现形态——天人合一
　　在传统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经验思维的产物。传统思维面对着观察所得的现象，并没有走向科学，而是把现象与人事结合起来看待，形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从经验思维出发，缺乏理性的反思，必然导致的是现象的合理性。一切现象“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切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存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一切自然如此，一切事物是其所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循自然，就像老子所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而，在经验思维方式中，自然界中一切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其所是，消解了对其认知的必要性。对自然界中的大量异常现象，传统思维基于经验的类比推衍，把客体与主体联系起来，用客体现象去解释主体之吉凶祸福，从而也消解了对异常现象本身进行认知的必要性。
　　《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令我们自豪的哈雷彗星观测记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本质正是科学的任务。但是，传统思维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乱死。’”在这里，传统思维并没有把外在的异己力量当作认知的对象，并没有注重对象本身，而是与主体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把天象与人事联系起来，主客体未有显著之分，因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为认知型的思维方式，就如冯友兰先生所分析的：“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是，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