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浙东地域诗学：传统因循与风格嬗变_地域文化

　　区域文化研究是了解一个地方和时代最确切的方式，从明末清初浙东诗人研究这个角度可以管窥当时的诗风文风以及时代风习。“由于传播作用，经過一个时期，彼此相邻的社会的文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揄扬，源自地域文化意识的高涨，诗人的“文化自豪”皆是基于对个人及其所处地域的认知。以文化批评为思维视角，清代诗坛多是以网络密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结点构成的，地域诗群和流派的构建，改变了传统诗坛面貌，出现了以地域诗坛为主的格局。“尽管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对一定环境的反应却有着严密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相同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这些便构成了文化。……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過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李邺嗣称：“吾党之学二：一日经学；一日史学。”清初浙东足可称道的当然是其经学与史学成就，但是处于夹缝之中的文学尤其是诗学亦沾染了经史之学的吉光片羽，而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并自成一脉。
　　一、时代与学派
　　清初处于改朝换代、鼎革动荡之际。当“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五月，浙东兵溃，鲁王南奔。六月一日，清兵渡浙。二日，入绍兴。旋入余姚。”此时整个浙东地区也沦陷为清的国土，“亡国也使旧的一批文化精英失去现实的物质经济凭藉，逼使人们对晚明的思想文化及生活习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战乱流离及许许多多簪缨世家的溃败，使得旧文人酒食争逐式的生活方式失去了条件，同时旧的思想文化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听众，政治剧变造就了一批品位与风格不同的听众。”
　　彼时遗民多进退失据，或狂或痴或隐或匿，黄宗羲日：“今世之为遗老退士者，大抵龌龊治生，其次丐贷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黄宗羲《文定》前集卷六《韦庵鲁先生墓志铭》)比起其他遗民的逃入佛禅，浙东遗民选择的是直面人生的姿态，亡国反而激起他们保存乡邦文化的强烈欲望，重振传统文化甚至诗学诗道的责任心。鄞县遗民李邺嗣云：“要能各宣其所欲言，自成一家。故曰人之所不可为伪也，声也，谓其生于人心也。至近日诗人始各诵一先生之言，奉为楷模，剽声窃貌，转相拟仿，以致自溺其性情而不出”(《杲堂文抄》卷二《钱退山诗集序》)。清初浙东诗学是建立在朝代更迭、家国变迁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其基调必然是以延续与振兴为中心。“虽然，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事，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南雷文案》卷三，《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而走上风教之路的最佳明显的效果便是建构了浙东学术一脉。有学者认为：“明清浙东学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标志就是浙东学术学脉的建构。自宋以后，学人们注意学谱的建构。浙东学人尤其注意学脉的建构，如谢铎《续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这些是全国学脉建构之作，至于区域学脉建构之作也不少。”
　　当历史和时尚之间的语境差异使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上出现差异，趋向不一致时，小传统往往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在思想领域都是如此。比如说，在以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清代，阳明心学虽为众矢所集，但在王阳明故乡浙江，崇尚心学的人还是很多。近人陈训慈曰：“王阳明挺生姚江，泛滥诸家，归宿于良知之说，浙东之士，始益闻性命之教。山阴刘蕺山(刘宗周)承阳明之绪，阐慎独之旨。姚江黄梨洲从蕺山游，得王学之传而光大之，而有造于史学。梨洲门从济济，浙东学风赖以复振。盖浙东学术，所以上追宋元先哲之传，下开梨洲以降之学，承先启后，实赖阳明之教。而就清代浙东之史学而论，则当以梨洲为开山之祖矣。”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该文1933年在中央大学《史学》杂志上发表时更名为《浙东史学管窥》)自明至清，浙东学派都蔚为可观，组成人员人数众多，“明后期有孙訇黄、刘宗周、周汝登、张岱、黄尊素、陶望龄、陶爽龄、徐渭、吕天成、叶宪祖、谢迁、陈沂、张时彻、陈束、沈明臣、屠隆、张邦奇、余寅、周朝俊、杜思等20人。清代前期有黄宗羲、黄宗炎、沈国模、史孝咸、韩孔当、朱舜水、邵廷采、姜宸英、黄百家、卢文诏、邵晋涵、章学诚、邵昂霄、高士奇、钱肃乐、万斯大、万斯同、李邺嗣、潘格平、万经、万言、沈光文、郑梁、郑性、卢址、全祖望、蒋学镛、卢镐、董秉纯、袁钧等30人。晚清有董沛、黄式三、黄以周、姚燮、徐时栋、李慈铭、平步青、孙诒让等8人。合计达91人之多。从时间来看，明代前期与晚清人数少，明中叶与清代前期人才尤盛，是浙东学术发展的高峰。”在不同时代，浙东学派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章学诚所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黄宗羲对王阳明心学的传承，有如下论述：“千圣相传者心也……”黄宗羲说：“阳明之学，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他认为王阳明心学不同于传统的笺注之学，宗旨在于达人心以求学术，这是中肯之论。“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黄宗羲对自得之学的重视和提倡也是得益于王学。而万斯同也同样如此：“斯同学于黄宗羲，从刘宗周《人谱》入手，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至，以己心为严师，对家人如对宾客，处幽独如处明廷。始于敦仁睦族，而归于仁民爱物。”
　　黄宗羲晚年写明末清初士风变化：“年运而往，突兀不平之气，已为饥火所萧铄……落落寰宇，守其异时之面目者，复有几人。”全祖望明确说：“予尝谓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全祖望《梨洲先生》序)，《鲒垮亭集》卷三十一)地域传承遭逢明清易代之机，文学自然成为宣泄表达的最佳方式，如宋代家铉瓮《养志堂记》中所说：“志，其诗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诗之派乎。”(《则堂集》卷三)自成体系的学派及理论主张，在创作诗歌之余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