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她无望挣扎讲了什么_爱的无望与挣扎

　　很明显，鲍贝的小说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经典化的主流路线。更准确一点说，从目前来看，她还沉溺于此，尚无明显改变的迹象和动力。什么是经典化的小说路线?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所谓经典化从来都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诸多文学史的描述中，张爱玲、钱钟书以及后来的金庸，他们作为经典背叛者的形象而确立了经典化的位置；而沈从文、废名等人作品的命运，则带有世纪哀歌的色彩。这些例子，大约可以作为这一“特定含义”的反证。由非经典化而至经典化，或者说，由不被承认的经典化而至事实的经典化，恰恰是文学发展的诡异之处。这种诡异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百年身世，在我看来，还是过于平淡了，不至于那么残酷得不近人情。
　　“特定含义”之中，小说的皮肉，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写什么，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甚或从小说家自身的角度去看，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带有特殊的命定的色彩。这个命定的色彩，必然是和小说家相关的：出身，或是你所处的时代等等，一切与小说家相关的标签，都会有甚大的影响和制约。由此看，以代际划分写作群体，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断裂”或“命名”的焦虑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的事实。鲍贝的小说，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是在写“生活在城市深处的人”。这些人，再具体一些，是游手好闲的人，如《松开》中的“我”；是所谓的现如今的金领成功者，如《空瓶子》中的男人、《我爱张曼玉》中的“她”、《撕夜》里的孙曼玲、《曼陀罗》的杜丽、《四婶》的四婶；是处于城市边缘尚未与城市建立联系的“男孩”，如《曼陀罗》中的小刚、《四婶》中的杨帆、《瘦楼》和《我爱张曼玉》中的男主人公，有一点点不同，但完全可以看做“小刚”和“杨帆”出场的前奏。
　　在鲍贝的小说中，“城市”只是一具不值一提的皮囊，极少正面进行写实主义的描述，往往被虚化为背景而存在。这和现如今与城市相关的小说绝无不同。酒店、租住房、别墅、酒吧等可发生故事的场所，成为小说中城市的代称。我们完全可以推断，1970年代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态度，已不是一种绝对拒绝或暖昧的迂回态度。他们深入其中，城市已成为他们每日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功课。物质化的城市中，唯有写作，或许才可抑制无底洞式的一再陷入，唯有小说，才能发现我们可以被坚持为信仰的精神品质。尽管，如此的抑制与信仰的获得，经常是以崩塌与坍毁为前提的。
　　《曼陀罗》和《我爱张曼玉》的故事链，是莎菲女士所不能想象的。网络恋爱的确是恋爱学的新物种，它挑战了小说虚构的霸权，引得无数小说家正与之奋力搏杀。
　　《曼陀罗》中，因为“小刚”在现实中见面后(不是网络上)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杜丽失望之极，“只觉得一阵恶心”，看到“夏日里的小雨总是这样的，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最后拨通公司电话，将本要准备盛放爱情的那座华美别墅卖掉。《曼陀罗》在网络爱情小说的外表下，其实一再检验的仍是爱的古老本意，追问的仍是一个老问题：爱，怎么就突然跑掉了呢?所以，这个短篇，所有的铺垫，一切的准备，大概都是在为了释放小刚的那句“玩笑话”：我们俩坐在这里，外人看起来，你是富婆，我就是被你保养的小白脸，像不像?这句“玩笑话”，以“像不像”作结，是很有意思的，这和“你爱我吗”这个经典问题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新的同义句。这可能是鲍贝关于恋爱学的重大发现：语词之矛，其实大过人性之盾。
　　《我爱张曼玉》比《曼陀罗》要稍微复杂一些。《曼陀罗》中的“小刚”，除了那句话，鲍贝似乎对他并无多少兴趣。而在《我爱张曼玉》中，鲍贝对这个男孩倾注了许多“热心”。“我不是张曼玉”的心理，写得极好，是放纵的笔调，五十多岁的女人是否能够如此姑且不论，但在小说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她所展示的一个年老女人无爱的大荒芜。男孩，大约十八岁，在网络上也是放纵的，在现实中却相反，学校中的他几乎就是一个马路上不为任何人所注意的垃圾。但他主动出击，于是他们爱上了，在网络上死去活来，在现实中的见面会却发生了“障碍”。障碍的制造和解除，主动权显然在“我不是张曼玉”手中。最终在黑暗房间内的豪华床上他们的爱得以“实现”，整个过程小男孩流着泪，眼里透着“悲绝的光”，可仍是“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最终男孩杀死了“我不是张曼玉”。男孩制造了轰动，在小说的结尾，鲍贝用男同学的“敬畏感”来回应这个“衰动”，这显得特别意味深长。虚构的荒诞下，其实隐含着的，是爱的真实、具体和脆弱：真正爱的实现，从来都是困难的，也无必然的路径可寻；“噙着泪”的男孩就是在小说中，显然也是滑稽的，但他的杀戮行为，却符合一个人对爱失去信心之后的无望无理本性。真可谓情理难辨。这个小男孩刹那间升华为爱的伦理学家，他以毁灭自身的暴行向我们撕开了爱的伤口，曝光了人内心的真相，我们该不该向他致敬呢……
　　《深井里的蛇》与《撕夜》大约可归为一类，涉及了婚姻的话题，而无一例外，它们都是“失败的”。大概也是必须失败的。好看的小说大多充满r残缺和不完整，我们把这种不完美扔给小说去管，仿佛如此我们才能够获得安慰。小说家往往看轻事实的婚姻，他们随意编几个故事就摧毁了神圣婚娴的殿堂。他们居心何在?小说家大约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的拯救可以实现。如此说来，他们可能是潜在的反动派。他们争夺的，是世界的解说权。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夺取，而只能在一旁观望，那可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相信神话，而小说家，从来不相信神话。当然，小说家们大概从来不会如此公开地宣布。他们不会强迫，他们的观念支离破碎，在故事中，所有的意义都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拼贴。
　　《深井里的蛇》，由一个突然而至的事故，主人公秋芸的婚姻生活陷入危机，进而波及她关于爱和生活的态度。她一直在心里问：如果交通事故中的她换成现在的自己，她的丈夫董敏会不会也像之前抛弃曾为女朋友的“她”一样而抛弃自己?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婚姻是如何化为灰烬的，与之相连的，是爱一步一步如何走向破灭和不可能的。小说不再是战斗的冲锋号，早已转化为日常伦理的手术刀。秋芸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置换为：现在的婚姻生活，是爱的真相，还是假象?董敏的同学方宇的存在，是对秋芸的一个提醒：你可以用自己的自主的行动去回答爱之真假的问题。但秋芸没有去做，她的行动止于对现实事故真相的追查和内心世界虚无的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