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义价格体系的形成] 广义的财政法体系
价格是人类社会分工和交易行为所产生的独特经济产物。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交易形成一般意义的价格，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交易形成税收、收费等广义价格形式。产权是分工和交易的前提条件，物品的产权经历了一个从私人产权到公共品产权、准公共品产权拓展的过程，相应形成了三种价值补偿方式，分别对应广义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经济物品价格、公共品的税收以及准公共品的收费，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是上述三种价值补偿方式的混合体。
[关键词]分工；交易；价格理论；广义价格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78－04
龚立新(1964－)，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熊凯(1987－)，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江西南昌 330013)
价格，是人类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但是，什么是价格，如何理解价格?不同的学者看法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比较劳动的一种生产关系。而亚当·斯密则认为价值有两种：一是使用价值，二是交换价值。其中，使用价值是个人对某物品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交换价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德布鲁认为，价格是某一经济主体为得到一单位未来商品现在必须支付的数额，包括工资、薪金、租金、票价、费用、运费、专利税等。张五常认为，价格是一种竞争规则，这种竞争规则建立在一定的产权基础上，如果存在私有产权，价格就是消费者为多获得一单位经济物品所愿意支付的最高货币数额，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不存在市场，价格就是为取得一定数量经济物品的代价。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分工、交易演进过程，进一步探究价格的形成机理，以深入把握价格的本质。
一、分工和交易是价格形成的基础
(一)价格是人类交易行为所产生的独特经济产物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两方面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要衡量比较生产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考虑某项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关系，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价格。价格是在人类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产物。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善于交易，亚当·斯密曾经讲过：“人是天生会交易的动物。”交易的产生，既是因为不同经济主体资源禀赋不同，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氏族内部的分工，这种分工依赖于氏族首领的统筹，分工的目的在于应付严酷的自然生存条件。当分工逐渐扩展到氏族间的时候，交易就成为分工必需的协调手段。分工能提高社会生产率，但人们要取得非自己所有而又为自己所需的物品，就必须通过交易。因此，分工使交易成为必需，交易又推动着分工的深化，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利益，推动着人类社会脱离原始状态，向着文明社会不断演进。正如张五常所说：“将交易获得的收益与没有交易相比，个人的收益增加大得惊人，往往以千、万倍计。但这巨大的收益增加，主要是由于个人的专业生产并通过交易而产生的。”当分工与交易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时，价格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就内生于其中。一方面价格是组织交易的前提，另一方面交易形成的价格结果，又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交易、价格之间的互动与反馈，导致经济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二)分工与交易的范围不同，形成不同的价格表现形式
1.当分工与交易发生在个人之间或组织之间时，形成一般意义的价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到：“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农业与手工业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目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迫切的需要。”我国青铜器铭文中有多次关于交换与价格的记载，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裘卫铭文说，裘卫用值80朋贝的一件玉璋换矩伯的十田土地，又用值20朋贝的两件玉琥换矩伯的3田土地。但是，尽管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总体性质来说，市场经济只是作为其社会经济的补充形式，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价格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认识。列宁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随着工业革命与近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分工成为社会生产的最基本手段，劳动社会化在广度、深度上不断扩大、深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已相当发达，商品价格圈也从粮食、布匹、食物等有形商品，扩展到教育、旅游、文艺演出等无形商品，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统治了整个生产，市场价格起着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价格配置资源的力量是如此普遍，就像我们生活在万有引力定律之中，处处充斥着它但又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2.当分工和交易在组织内部扩展时，形成税收、收费等广义价格形式。在人类社会的最早期，氏族内部具有分工，但不存在交易行为，这种由分工带来的合作行为，是由氏族首领根据宗族、血缘、内部权威来协调的。随着氏族规模的扩大，分工由氏族内部扩散到部落之间，经济交往的范围增大了，部落之间的利益纠纷增多，组织所承担的公共职能逐渐增加，由氏族首领根据自身权威等方式，来协调组织内部的分工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客观上要求组织内部创造一种新的协调机制，国家随之出现。国家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经济协调、职能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内部，分工带来的协调问题，通过公共选择来解决，公共选择的实质，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与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也必然形成价格这一经济产物，税收与收费就是这种公共交易价格的典型形式。由于公共交易发生在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一方面要向经济主体收取税收或者费用，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公共产品。如果经济主体可以在不同组织间进行选择，组织之间的竞争能够保证公共交易的价格——税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专制国家中，税收无需经过投票来确定，由权利所有者直接确定。在民主国家中，组织内部的公共事务选择与交易不是由市场价格直接决定，而是由投票决定。这主要由于搭便车的问题，导致公共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太高，不能形成有效的交易价格，只能通过税收或收费方式来决定公共产品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