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后的谭平山] 南昌起义

　　1926年下半年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对南中国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巨大分歧。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谭平山的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太右，他勉为其难，但收效甚微。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国际就对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评。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功臣，他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的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但在南昌起义后谭平山不但未得表彰，反被开除党籍。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生命。而谭平山在被开除出党后对斯大林“三阶段”理论提出的质疑有着合理的成分，也是他组织第三党的思想动因。
　　[关键词]谭平山；农民运动；南昌起义；第三党；共产国际
　　[中圈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9－11
　　邵雍(1953－)，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共党史。(上海　200234)
　　本文系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SJ0703)阶段性成果。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功臣，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肯定。《解放军报》1977年7月27日发表的长篇军史资料《八一南昌起义》，对于南昌起义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谭平山闭口不提。《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发表的《从此风雷遍九陔》一文在论及南昌起义领导人时也只字不提谭平山，但在论及土地革命政纲时指责“机会主义分子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纲”。元邦建1986年著的《谭平山传》虽然初步为谭平山正了名，但是由于该书作者没有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核心档案资料，许多问题还是没有讲清楚透彻。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相关档案为核心资料，评价南昌起义前后谭平山的是非功过，就教于大家。
　　一
　　南昌起义前的谭平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南中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不同的主张与看法。时势将谭平山推向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1927年5月共产国际面对现实，发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的指令。斯大林在当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讨论会上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并说：“土地革命吓坏了国民党，只是因为它直接危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的利益。我打算给鲍罗廷发个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平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
　　5月中旬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宣告成立农民部。5月20日国民政府农民部长就职典礼在武汉进行。农民部长谭平山在就职典礼讲话时称：“本部没有自己的政策，它服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针对当时武汉一般人民议论农村中农民运动的某些过火行为，他婉转地说：“现在所发生许多问题是农民刚刚脱离封建制度的束缚，在青黄不接之时所不能避免的。”“在革命的观点看，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好现象。”他还指出：“我们要积极地去领导他们，要用切实的方法，使农民自己起来，政府在领导地位，去达到建设乡村自治政府，开发农村经济。”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封闭革命团体。在处理“马日事变”善后事宜的问题上，谭平山与负有指导中国共产党之责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态度是一致的。5月25日，谭平山等五人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查办“马日事变”，同时查办农民运动“过火”行为，鲍罗廷也一起赴湘。国民党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拒绝，就认为是共产党人不负责任地制造了混乱。5月29日罗易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书面报告时抱怨说：“在一场新出现的而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某些古怪行为和乱子。国民党打着纠正这些‘过火行为’的幌子，策划消灭湖南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廷的政策，因为他的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的行动。”但“查办代表团”到了岳阳，遭到许克祥的挡驾，扬言要枪杀他们，他们不得已而返回武汉。
　　6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给汉口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去以下电报：“我们认为谭平山在成立农民部时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本应明确宣布，农民部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土地革命和没收土地。而谭平山却胡说些改善农民状况的自由主义空话。如果他和中央委员会不立即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就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判。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这一电报里的措辞十分重要，指责谭平山“他和中央委员会”如何如何，正好说明谭平山在农民运动方面的言论行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共产党的组织行为。谭平山作为中共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特别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意见，这是毫无疑问的。
　　6月5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罗易认为“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我建议农民部的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问题，谭不要率领考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独秀)比谭更坏”。6月8日罗易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对中共中央“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彻底揭露旧的政策”。
　　6月15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7日会议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