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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光主席在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摘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地址

发布时间:2019-07-07 03:58:24 影响了:

  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谈谈心,因为跟大多数同志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多有想念。  我们这次年会举办得圆满成功。作为一次换届的年会,能够如期顺利召开,而且大家对会议的安排与接待非常满意,应该感谢梅州市委、市政府,感谢梅州广播电视台,感谢广东省音乐文学学会的同志们,感谢为筹备这次大会付出努力的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为这次大会作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我十分感谢各位同仁的厚爱和信任,推选我来担当学会的主席。在座参加创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同志已经屈指可数,大多数中青年会员可能不太了解学会创建和成长的历史,我先来回顾一下过去吧。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批准恢复了文联、作协和中国音协等各个协会,恢复了国家级的刊物,其中包括《人民文学》、音乐界的《人民音乐》、《歌曲》等。我那时在《歌曲》编辑部做编辑(当时《歌曲》的主编是时乐漾、副主编是宋扬同志),十年动乱刚刚过去,大家面临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潮流,都在努力突破题材、体裁、风格上的桎梏,让歌词创作繁荣起来。于是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歌词创作座谈会,我记得那是1980年春夏之交,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乔羽同志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长篇发言,使在场的年轻词作者、编辑们萌发了一种冲动:像这样的会能不能多开,多交流?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组织把歌词作者们联合起来形成一支繁荣创作的生力军?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我们在北京政协礼堂成立了北京歌词研究会,乔羽、洪源、晓星等同志都参加了。后来大家又有提议:是不是开一个全国的歌词创作座谈会?这个动议得到了中国音协的认可(当时的主席是吕骥同志,副主席管创作委员会的是李焕之同志),也得到了文化部艺术局的支持。于是我们就筹备并于1981年在株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歌词创作座谈会。为什么今天的荣誉委员里面有夏劲风的名字,当时他在湖南为株洲会议做了贡献,我们没有忘记他。株洲歌词创作座谈会,为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歌词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共识,也形成了中国歌词创作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一次动员、一个新的开端。1985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从事音乐文学的代表们聚在一起,呼吁成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这个呼吁得到文化部和中国音协的批准,于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一个部队招待所召开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周巍峙、吕骥、艾青、吴雪、李凌等人都很关心支持并出席了成立大会。这次会上选出了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主席乔羽同志。乔羽同志在我们的队伍当中是一面旗帜,学会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乔羽同志的带领下走到今天……苏州、黄山、济宁、增城、荆州,一直到今天的梅州,八次代表大会就这么开下来了。因时间关系,这段历史我只能简单的向在座的中年和青年会员介绍一下。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成立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在这几个方面是有作为甚至是有贡献的:
  第一是凝聚人才。在中国音乐文学界的队伍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逐渐提高了我们每一位会员的素质,也提高了音乐文学的艺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第二,在推出精品力作,开展评论研讨,增强音乐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学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大家都在不同的单位,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在创作上独立性很强,但学会在音乐文学的理论建设方面确实是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事情,出版了很多著作。刚才主席团成员郑重地向荣誉委员们鞠躬致敬,是因为老一辈的词作家、理论家们做出的贡献已载入了中国音乐文学的史册。我们会永远记住上世纪为中国音乐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歌词作家。我相信在今后的著作当中都会有所记载。今天在座的很多中年人,对这些老一辈的关心、培养、提携也会心存感激。还有一些老艺术家离开了我们,晓星、金帆、张士燮、凯传、陈克正、龚爱书、马金星……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前面是回顾,下面我说说现在,说说中国音乐文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干部任期五年为周期来衡量评判文艺创作的成果是不科学的,这五年收获的东西可能是十年前播下的种子,今天播下的种子可能五年十年之后才能长出硕果来。因此我认为以改革开放整个历史时期为时限,来谈论歌词创作的状况与成就是比较科学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文艺创作确实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很多艺术门类品种,或兴或衰、或起或伏,变化巨大。其实,文学艺术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从远古流到今天,又流向未来。在永不停歇的流淌过程中,有兴盛有败落,有新生有衰亡。这符合艺术发展规律,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亲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说歌曲艺术在这些年始终还是处在比较显赫的位置。因为歌曲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广大群众一日不可或缺,所以始终是处于当红的状态。这也造成了从事歌曲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歌曲》编辑部做过统计,一年歌曲的产量不过才两万首左右。现在全国歌曲的年产量据音协估计至少十万首以上。原来从事歌词、歌曲创作的作者也不是很多,我们学会在荆州会议前才六百多会员,现在两千多,乔羽同志说过“从业者众”,特别是年轻人不断加入到这个行列。能走进歌词创作队伍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酷爱,二是谋生。无论如何,这都是让人非常高兴的局面。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是,原来很多作词的同志们都是在体制内——艺术团体、音乐刊物、艺术院校等,那时都有这种岗位设置和编制。最近七八年来,随着国有院团转企改制,体制内的专业作者逐渐减少,兼职作者与日俱增,兼职的作者有的具备才华素质较高,有的则准备不太充分。整个歌词队伍素养出现参差不齐,有待提高的状况。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现在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而且高科技条件下的传播质量高、效果好、速度快,所以新作品越来越多。现在作品年产量是改革开放初期时的数倍,但是我们也发现其中优秀作品偏少。也就是说,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一定应该成正比?现在数量之大是惊人的,但能够产生社会反响的很少,可谓量多质不高。特别是有些作品虽质量不高,但是通过“诗外功夫”得以有了在社会上传播的机会,尽管最后没被人民大众接受,但这种做法扰乱了大众的审美,也搅乱了一些作者的创作取向与追求。这两年有不少作者跟我说,现在歌曲评奖搞网络投票,非法的网络投票公司可是发了大财。我听后感到很惊讶,居然有为投票而设立的网络公司?!因为评奖有网络投票,能发财便有大胆者使然。这些作法绝不是一种正确、健康的现象。质量欠佳的作品,通过各种手段获奖,颇损害歌曲艺术的形象,也造成了审美标准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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