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

　　吴石（1894-1950），抗战前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抗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遇害。
　　海峡风雨护英灵
　　如果说吴石将军英勇殉国是极具悲壮色彩的话，那么，之后发生的事情也颇为离奇曲折，英雄的骨灰搜寻过程的一个个故事感人至深。
　　最早去收尸的是吴石将军的族人吴荫先，其过人胆识令人钦佩。吴石将军就义的消息见报后，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仍陷囹圄之中，只是到了1950年秋，经吴石故旧营救，王碧奎得以出狱。尽管吴石在军界有着较为深厚的人际关系，迫于当时的环境，许多人只能心存同情、怜悯，但不敢公开出面。面对令人发怵的“白色恐怖”，就连不少亲属都不敢公开出面领取亲人的尸体。这时，热心好义的吴石在台同族吴荫先闻讯后，不顾受牵连的危险，携吴石在台的子女到台“军法局”申请领取遗骨。得到台“军法局”的首肯后，他们取回骨灰。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吴荫先决定将骨灰暂时安放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不曾想到骨灰一放就是三十多年。王碧奎女士在每年清明的时候，都要早早带着在台的子女赶到寺庙为亡夫上香，以表达不尽的哀思，告慰亡灵。
　　随父母去台湾的吴健成于1980年赴美留学，王碧奎老人随后带着自己丈夫的亲笔遗书也赴美定居。至此，吴石烈士狱中遗物从台湾辗转到了美国。但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由在台湾的女儿打理。之后，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于1982年4月赴美探亲，在台湾的吴学成得到消息后也从台湾赶到美国，经过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吴家的四个子女——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留在台湾的吴学成、吴健成与母亲相聚洛杉矶，实现了团聚。家人相聚，抱头痛哭，感慨万端。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直到1990年，吴石烈士的骨灰盒才由在台湾的亲属从台湾千里迢迢带回，送到留在大陆的吴家长子吴韶成的手中。
　　从吴荫先冒死领尸，到偏安寺庙，到最终离台，进而送归大陆，经历了整整四十年，一家人之间的遗骨大接力有了圆满的结局。此后，王碧奎老人一直期待着择期让自己丈夫入土归葬。但由于种种缘故，在她90岁仙逝时也未了却心愿。但她的子女们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于1994年了却了她的心愿。
　　紧接着取回骨灰的是与吴石一起遇害的陈宝仓的家人。噩耗传到香港，陈宝仓家人悲愤欲绝、痛哭失声。陈宝仓的结发妻子师文通是一名基督教教徒。她历尽曲折，通过教会的关系在台湾找到两名教友唐辉麟、陈克敏，希望他们能帮忙找回丈夫的尸体。既是因受教友的重托，又感佩陈宝仓将军一生光明磊落，两位教友冒死到刑场寻找陈宝仓将军遗体。时值盛夏，尸体已腐烂，他们根据陈宝仓将军身穿的衣服和旧伤的特征终于找回尸体，并加以火化。而把英烈骨灰安全转交到陈家人手里则又成了一项艰险的任务。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在台湾上学时的同窗好友殷晓霞，出于对陈宝仓将军的景仰和对陈家人的同情，毅然承担转送骨灰的拜托。1950年7月的一天，她乘船直奔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搞到入港证，而港方又查验甚严。情急之下，殷晓霞扔掉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和物品，只将骨灰包好并牢牢绑在身上，乘着夜色跳入茫茫大海，冒险偷渡登岸。当师文通拿到丈夫的骨灰时，里面还是潮的。三位好友的义举让陈宝仓家人深为感动，陈母出资帮助陈克敏去了美国。之后，师文通克制住悲痛，振作起精神，携带六个子女（其中年龄最大的为24岁，最小的为12岁），由香港奔赴大陆生活。陈宝仓将军夫人师文通于1954年在京病逝。
　　1951年7月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书面证明：陈宝仓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陈宝仓将军牺牲两年之后，国家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9月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悼念陈宝仓同志》，李济深在祭文中写道：“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陈宝仓同志的英灵永远不朽！”经过千辛万苦寻取回来的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
　　与吴石一起遇害的朱枫烈士骨骸的搜寻一波三折，在她就义50年后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段佳话。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枪杀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朱枫在台的女儿陈莲芳（即“阿菊”）写了一封信向台“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从此，朱枫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由于这段隐情从未公开，50年后便出现了跨越海峡追寻的感人一幕。
　　2001年，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看到山东画报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刊出母亲临刑前的影像，寻找回母亲遗骸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和强烈了。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晓枫的来信：“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在给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