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和老师马修的几次PK:美联社有没有中国记者

　　A　　自称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后裔的马修，是我的英文课老师。　　很多年以前，当德国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的时候，他的母亲，一位英国某中学的英文老师，和他的父亲，一个美国农场主的儿子结婚了。母亲随父亲搬来美国，在美国西北部，那个以盛产土豆闻名的州，安家落户了。
　　他的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土豆和玉米，他的母亲则操着伦敦口音教孩子们英文。
　　马修的模样能满足我对绅士的想象。
　　他的已略带灰白的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常常让我联想到乡下外婆织布机上的经纬。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不说，还亮，是那种苍蝇上去都得拄拐棍儿的滑亮。裤线刀锋似的笔挺，不同花色的格子衬衫，熨得极为平整。
　　绝不像我另外一门课的老师，牛仔大裤衩，光脚套着运动鞋，就上课来了，整个儿一没文化。
　　马修老师上课的姿势也好，站得笔杆条儿直。如果走路，头也绝不晃动。他看你的时候，并不低头弯腰，只是眼睛朝下，下颌微动，就算看过你了。
　　一点不像我那个女老师——还是女的呢——穿着半短不长的裙子，踢拉一双塑料拖鞋——就是我们穿去洗澡，夹脚趾头那种，总是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两条光腿还不老实地乱晃荡。
　　不过我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因为我从电视上看到，一群花季少女，好像是一个什么学校的球队，赢了全美冠军，去白宫，被布什总统接见。多大的荣誉啊，人家就是穿夹趾塑料拖鞋去的。
　　有人在报上表示对穿拖鞋进白宫见布什是否合适，女孩子们回答：“不容易了，我们已经穿了裙子了。”
　　我看了有点奇怪，那意思莫不是说，就算穿着比基尼进白宫，也没啥稀奇，说不准德州牛仔小布什还更爱看一些？
　　我此后看见任何老师裹着我看不明白的衣服，或者坐在讲课桌上，哪怕是能施展吸盘大法贴在黑板上，我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
　　所以我说，马修的形象，时常让身上粘着小儿的鼻涕、奶渍，支棱着一头杂乱短发就赶来上课的我感到惭愧。
　　马修有点胖，胖得还比较特殊。你从身后绝对看不出来的，全部都在肚子上。所以当他自嘲像七个月身孕的孕妇时，我没笑，我觉得比喻很是恰当。
　　他还有个特点，需要用手比画什么的时候，喜欢翘兰花指，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叫兰花指。我班上有同学据此推测，认为他是GAY（同性恋）。而事实上不是的。
　　他结过两次婚，与前妻离异。
　　第二次比较有意思，他娶了个小他二十岁的日本太太。这本也没啥大不了的，但问题是，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为此，他丢了在前一所教会大学的教职。
　　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此古怪，性和婚姻，自由开放，但在学校里，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师生恋，绝对是丑闻。
　　他曾在课堂上谈到过他的这段异国婚姻，他说：“丈母娘当初极力反对，最大的理由是我年纪大了，不能生育，结果，我44岁结婚，从45岁开始，两年生了仨（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是双胞胎儿子）。厉害吧？”
　　他还说，有一次，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去逛街，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被一白人老翁追着问：“从哪里ORDER（定购）来的美娇娘？”气得他将一杯热咖啡借着桌子的掩护，浇在了老翁的裤子上。
　　B
　　我那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是美国人。几个口音古怪的外国人，除我外，一个台湾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两个印度人和一个越南人。
　　第一次上课，就扯到各国的人口上。
　　对比了各国生育文化的差异后，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了很多的评点。
　　我是这样一个学生，心胸不够宽阔不说，还比较护短。
　　我可以关着家门，在自个儿家里大骂特骂，但我不能容忍外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够好，那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太多，得给我留点面子。
　　所以我开始还能安静地听，当其他同学都热烈发言的时候，我碍于自己口语不好，不想多说。可我的老师马修，数落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居然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多生孩子，一到美国就生很多孩子。”
　　其实，我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可他当年说话的口气和神态却严重刺伤了我的自尊。
　　我坐不住了，左右就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我可不就是生了又生的那一个吗？人家的手指都戳到我的鼻子上了，我再不回应，不是忒没有面子了吗？
　　我于是也不举手，就坐在椅子上，很不礼貌地插话：“我们到美国来生孩子，是为了帮助伟大的美国，完美地体现它的人权和人性，好让美国人都像老师您一样，有批评中国的把柄。”
　　老师马修也不说话，一双灰蓝色的眼珠，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赶紧站起来继续说：“想要中国人不搞计划生育很容易，只需美国帮个小忙，移民三亿来美国，老师觉得怎样？也不需要高技术、有知识什么的，就农民。美国多的是荒地，移民三亿中国农民，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给些荒地，自给自足就成，您觉得怎样？”
　　班里的美国同学“哇”的一声，我弄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感叹。
　　老师还没说话，那个俄罗斯人倒半真半假地接口了：“好主意，其实移民俄罗斯也成，俄罗斯也有大片大片的荒地。”
　　我不敢再说话，心里有点后悔，乘一时口舌之快，这门课要是挂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那可是找不回来的时间和绿油油的美元啊。
　　我第二次跟马修有冲突（如果那算是冲突的话），是因为一节演讲课。那次演讲要求用五分钟时间，简述一个历史事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我的孩子小，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就偷了点懒，不想翻大堆的资料去讲述我不熟悉的事件，于是就讲了“南京大屠杀”那种惨绝人寰留在中国人心头不能愈合的痛。
　　演讲完毕，下课了。
　　马修叫住我说：“你们中国人，是一个不肯原谅日本人的民族，不管日本人后来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是选择不原谅！日本人偷袭过珍珠港，我们愤恨过，但是我们现在选择了原谅。”
　　我看着马修那张很绅士的脸，用我的烂英文结结巴巴地说：“我相信老师您是知道的。偷袭珍珠军港，和屠杀南京平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本人后来做过什么值得我们原谅的事，我不是太清楚。但我知道，死在南京城的就有我手无寸铁的先辈亲人。三十余万啊，老师，您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的大学城，人口不足二十万，等于把这个大学城的人一个不留地杀上两遍。再说了，两颗原子弹丢给日本，对美国来说算是打回一拳，两不相欠，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