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作文_浅析“教育券”制度对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的影响

　　【摘 要】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难问题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为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但是教育券制度在我国实行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就学难 教育券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2006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已经达到4300万，其中2300万是留守儿童，2000万是流动儿童；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总数将达到1亿人。[1] 如何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教育券理论及其实践
　　教育券（Educational Voucher，又译作“教育凭证”），是由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5年在其《 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 》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 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Freedom）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自愿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在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中，家长（学生）的选择权是其核心和基石。有了教育券，家长就可“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而且使得公立学校之间以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展开了竞争。
　　在费里德曼教育券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择校改革运动，导致两项改革实践的形成，即“择校教育券计划”和与此相伴随的“特许学校”。[2] 1990年，威斯康星州最早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1995年，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克利夫兰德市教育券项目。1999年春，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全美第一个全州性的教育券实施计划。
　　弗里德曼教育券理论在美国颇有争议。教育券制度在美国难以推广，与其自身的教育体制有关。首先，大部分公立学校凭借优厚的政府资助的教育经费，变得不思进取，导致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下降。而没有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想要有立足之地，必须靠良好的教学管理、优良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来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样，教育券的实施，使得政府教育经费不断地流入私立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断了公立学校的政府资助，这便直接危及其生存。因而，公立学校是极力反对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其次，私立学校大都是教会办的，对于以“政教分离”而著称的美国而言，教育券的实施会有“政教合一”之嫌。再次，私立学校是营利性的学校，大量公共资金的涌入，有悖于公共教育资金不得用于营利活动的原则。凡此种种，导致教育券理论在美国难以大范围地推广，仅限于局部的实验。
　　但是，在对第一个试行发放教育券的密尔沃基市进行的跟踪调查与评估中，发现该市学生的教育成本降低了，而学生的部分学业成绩却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美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引进了教育券制度，如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等。欧洲的瑞典也于1990年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在这些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国家中，学生的入学率普遍提高，辍学率相对降低了许多。
　　在我国最早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是浙江省长兴县。该县于2002年共发放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类、职业教育类、贫困学生助学金类三种类型的“教育券”156万元，惠及3220名学生。[3] 之后，浙江省嘉善县、安徽省淮安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等也开始试行教育券制度。这些地区的实践活动为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三、教育券制度可以促进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的解决
　　（一）教育券制度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我国城市的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收入一般较低，大部分城市的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收取高额的借读费，促使其子女大多数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教育券是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工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可以凭借手中的凭证为其子女自由地选择学校学习，使更多的流动儿童有机会进入公办学校学习，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2007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化管理基本信息规范 》定义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中涉及入学、转学、借读、休学、复学、升级、毕业、综合素质评价、学业考试、奖励、处分等管理工作的基本信息，以促进全国范围内学籍管理信息的共享。[4] 该规范的颁布使学校可以及时了解农民工子女的就学信息，为实现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券制度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教育券制度改变了传统教育经费的发放模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了资金“外溢”现象的产生。教育券的经费流动模式是：从国家划拨教育券到地方政府，到农民工家庭的申请、领取，到农民工家庭将教育券上交到流入地政府，流入地政府将教育券交给国家领取实际教育经费。这种发放方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了经费在流动过程中的消耗。
　　（三）促进校际竞争，提高办学效率
　　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促进校际竞争、提高办学效率的目标。当前，虽然“两为主”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公立学校受困于自身的办学条件，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要求，同时对招收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积极性不高，而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立学校的不足，却同时存在着某些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达不到办学条件的“劣质”农民工子弟学校，使政府部门陷入了取缔与否的两难境地――如取缔，面临的是大量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失学；如不取缔，这类学校又确实不利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所以，通过给进城农民工子女发放代表实际教育经费的教育券，不仅可以缓解公立学校的办学压力，提高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积极性，也可以促进公立与公立、公立与民办、民办与民办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增强学校的办学效率，使得竞争力不强的“劣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退出办学的行列，最终有利于提高整体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质量。
　　四、教育券制度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中的困境
　　（一）如何确定教育券的金额问题
　　在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各省市生均的教育经费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2000年上海市生均2756.71元，而河南省生均仅为251.45元。[5] 金额的巨大差距，使得教育券很难实现。如果一个河南的农民工到上海打工，其子女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其教育券的金额还不到上海的一个零头，这就使得教育券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很难起到实际的作用。如何实现教育券的有效对接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我国现阶段还不能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
　　教育券的核心是效率和公平。从教育券在我国长兴县实验的情况看，只侧重于平等与公平上，效率问题没有提到议程上。[6] 平等和公平能够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忽视了效率问题，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只有当政府对社会教育需求的投入能得到基本保证，才能发挥教育券的真正功效，才能促进教育的质量提高。
　　（三）教育投资总量不足、资源分配不均阻碍着教育券的发展
　　虽然全国教育经费的投入已在逐年增加，但现阶段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还不具备全面开展教育券政策的条件，只适合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试行。对于中西部大多数县市来说，在原本紧张的教育经费中单独拿出一笔钱用于发放教育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教育券异地流动促学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效果有限
　　近几年，我国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快，在城市中形成了大量流动人口，其子女要么在条件完备、收费高昂，但超出教育券支付范围的“贵族学校”就读，要么在教育券可支付的条件极差、教学质量难以保障的“窝棚学校”就读。再者是教育券支付的问题，如果教育券由他们户籍所在地支付，会造成不发达地区本来就短缺的教育经费外流，实际上严重损害教育的公平性；若由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买单也不合情理，当地的政府只负责保障本地的学生得到优质的教育质量，难以顾及外来工子女的利益。因此，教育券制度放在中国的整个教育投资体系中来考虑还有很大的难度。
　　教育券制度在我国教育领域内是新兴的事物，正在尝试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教育券制度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上，由于受当地的经济以及教育观念的影响，自然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也会遇到很多阻碍。如何使这件舶来品适合我国的国情，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参考文献：
　　［1］袁梅．试论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D］．贵州师范大学，2008.
　　［2］邱小健．美国教育券的公平诉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教书育人：校长参考，2009（10）：68-70.
　　［3］闵珊珊．论我国义务教育全面引入教育券制度的可行性［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1）：244-245.
　　［4］［5］黄育文，王宁恒．教育券制度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影响的利弊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2009（10）：13-15.
　　［6］曾晓桦．实施教育券制度以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公平的思考［J］．管理观察，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