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云不散,长久郎相伴 [风流云不散]

　　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因为研究和编辑梁启超的文集,辗转寻觅20世纪20年代由梁氏弟子周传儒和吴其昌笔记的《北海谈话记》,后终于在由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所珍藏的一册《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觅得此文,而《北海谈话记》恰为这册同学录的代序。
　　夏教授初见此同学录,深感其“精美异常”,因而有如此描述:“蓝色布面精装的32开小书(208mm×135mm),三孔线装,上有梁启超题写的烫金书名,浓重的北魏韵味,一如梁氏既往的题字端庄大方。碑文般凹刻的金字,配合封面的深蓝,整体肃穆、雅致。开本也别具一格,横向左开,100面全部用道林纸印刷,师长与同学的照片均眉目清朗。作为主体部分的同学介绍,或自述,或由同学题撰,亲切有味,展现了写者和被写者双方的才情。”面对这样一册让人惊艳的精品佳作,夏教授当即便有了影印出版的建议和冲动。但不想市场弄人,此书最终只能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由夏教授和吴令华两位合编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之中,我们这些历史的晚来者,才终得以窥见那些学术先贤们曾经的流风遗韵。
　　这册《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在编选上可谓独具匠心、别出心裁,除去上面所提及的由吴其昌所编辑的影印版《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还附录有1937年版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整理完成的《清华同学录》,一一列出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姓名及简要情况,以弥补《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仅有前两届学生之不足。
　　此书的主体部分乃是第一辑中收录的这些学生后来所撰写的学术自传,或者系由其再传弟子及亲属和研究者所写的回忆与考评文章,计有35人的传记资料,约占国学研究院招收学生总数的一半左右。第二辑则收录了部分当年国学研究院学生的回忆文章,分别有蓝文徵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姜亮夫的《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同时还列有当年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得意弟子分别撰述老师学术生涯的文章,列有周传儒的《回忆梁启超先生》、吴其昌的《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传》以及王力的《怀念赵元任先生》。全书中此一部分因述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业生活,以及亲历大师教诲的人生往事,均生动活泼,栩栩传神,读后令人难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仅在历史上存在四年的时间,终因导师王国维的沉湖以及梁启超辞职赴津而不得不停办,但仅这四年开办的影响就是深远的,正如编辑这册著述的夏晓虹所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耀眼光辉,正是由四大导师与毕业同学的辉煌成果合力构成。”四大导师的学术人生及成就人所共知,而由国学研究院所培养的学生的贡献却少有人提及,此书的编选也正好填充了这一空白。
　　对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的概述,蓝文徵撰写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有详尽评述:“研究院同学,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中途自动退学的,有汪、王二君;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的,有叶去非、马庆云、吴宝陵、谢念灰等四君;离校后,任教不久,即病卒的,有储皖峰、司秋两君;先后留学英法的,有陆侃如、周传儒、王力、姜亮夫、刘节、虞君质、张昌圻、杨鸿烈、黄绶、宋玉嘉及笔者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郭锡良在《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一文中总结王力的学术生涯,指出他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便是受到国学研究院的影响,不但在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方面,也在方法论方面。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功不仅因为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国学导师,也不仅因为有后来这些延续学术脉络的清华学生,更为关键的是在国家受劫和文化更迭的特殊时期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并共同营造与呵护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机制和氛围。蓝文徵对此有过一段极为诗意的描述:“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其实,关于国学研究院之产生,最初是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请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之,经其指点而创立研究院机制,聘请四位国学研究极有造诣的大师担任学术导师,可谓以西方学院机制为模式,拥有了研究学术必须独立与自由的精神韵味,同时又吸收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模式,蓝文徵的总结更限于后一种。
　　其实,前一种精神风范可谓开中国国学研究之风气。王国维去世之后,陈寅恪先生总结其一生学术脉络,便有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言论,而追述陈先生一生学术踪迹,这言语更多则是夫子自道罢了。更让人感慨的是,国学研究院的70多名同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气质,其气节与风范让人感怀。诸如研究古典文学闻名的陆侃如先生,晚年写作《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将杜甫强列于法家进行辩驳,而写作和发表此信的时间还是当时四凶横行、大搞儒法斗争的特殊时期。再如陈寅恪的弟子刘节,他精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许多类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浮夸之风被称为意气风发,而刘节先生却对此泼了冷水:“这能说是意气风发?恐怕是有些意气发疯吧!”“*****”时,红卫兵批判陈寅恪,陈先生目盲腿瘸,刘节主动代恩师登台挨斗,并自我辩护:“能够代老师挨斗是我的荣幸!”
　　清华大学原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实乃有培训的性质,很难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到了设立国学研究院,以及随后的清华大学成立,学术风气大变,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天然地融汇中西教育之优势成为其他院校所不具备的特色,学术薪火从此一代代地流传下来。无独有偶,葛兆光在《学术的薪火相传》一文中谈到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薪火――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毕业论文选》,论及那些至今读来仍让我们汗颜的大学毕业论文,“在一角的地板上,有几百本形制不一的毕业论文,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从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到社会学系,作者既有后来相当著名的,也有后来不怎么显赫的,论文有的装订整齐还镶了硬封面,也有的随便穿了一根绳子扎起来,有一本关于北平警政的调查报告,印得像正式出版的书,不知道是否得到了某种资助,还有一本则用了有作者姓名的专用稿纸,不禁叫人对作者产生了豪门子弟的疑惑,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毛笔写的,字体或娟秀或工整或潦草。岁月流逝,这些在阁楼尘埃中已经变黄发硬甚至已经被水痕弄得字迹模糊却静静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论文,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教师与学生共同度过的那一段日子”。
　　葛兆光认真阅读了这些被“考古”出来的毕业论文,很感慨在那个历史风云日夕变化的时期,那些论文一点也不比今天的大学毕业论文失色,甚至大多数还远远超乎其上。这些论文的作者有的感念于国家危难,选题多从现实与民族问题出发,字句间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心;有的为学术而学术,考据、论证、翻译、注解,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至今读来,这些毕业论文都还是好文章,而且这些论文都受到大学教授的精心指导,许多论文上面都有诸如陈寅恪、吴宓、潘光旦这样鼎鼎大名的教授的批语和修订,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个由吴宓指导的外文系学生的论文上,他不但精心地为学生制作了彩色封面,而且还为这篇论文亲自写了一篇详细的序言,真是字字皆含舐犊之情。清华学风就是这样在艰难困厄中一代代流传的。对此,葛兆光曾感慨:“知识的历史就在教师与学生、教书与读书之间延续。”
　　(《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夏晓虹、吴令华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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