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兴起》与“大学之魂”] 2018全国大学最新排名

　　摘要：中国近代的大学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早在12世纪，处于基督教信仰笼罩之下的西欧就出现了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最古老的大学，这些大学由简到繁，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本文通过对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一书的解读，论述了中世纪西欧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基本面貌，以及中世纪西欧大学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等问题。
　　关键词：大学；中世纪：人文知识
　　
　　中国自“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了，国内各大媒体对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进行了密集的报道。30年间，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和逐渐规范化的大学教育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它不仅对于传播知识、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塑造人文精神、培育国民的道德情操和崇高信念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这件事不禁联想起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办大学的情景。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后，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如自强学堂(1893)、北洋大学堂(1895)、南洋公学(1896)、京师大学堂(1898)等相继产生，从而揭开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序幕。毋庸置疑，中国最初的这些大学都是以西方大学作为范本的。除了洋务派人士所创立的这些官办大学之外，一些西方教会在中国所创办的大学，如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更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直接翻版。中国早年的一些教育家，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也都是以西方大学的教育模式来建构中国大学体制的。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制度，正如现今流行的另一些现代化体制(如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制体系等)一样，最初都源于西方。
　　西方的大学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早在基督教信仰一统天下的12世纪，西欧就出现了现代大学的滥觞。西欧的大学，尤其是法国、英国等地的大学，最初都是在基督教会的扶持之下发展起来的，它的雏形就是教堂学校或修道院。如中世纪西欧最享有盛名的巴黎大学，其前身就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后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学已经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强大社会力量，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形成了与教会、国家的三足鼎立之势。大学从强化基督教正统信仰的堡垒变成了滋生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温床。如果说13世纪的大学培养了一些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理论台柱(如托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邓斯・司各特等)，那么十五、六世纪的大学则产生了一批激烈批判基督教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如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
　　关于西欧最初的大学发展情况，正如中世纪的其他社会问题一样，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匮乏，仍然处于扑朔迷离的状况中。在西欧早期大学研究方面，美国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在哈佛大学执教近30年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教授(Charles HomerHaskins,1870―1937)无疑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人士。这位32岁就出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的著名学者，不仅把文艺复兴开始的时间向前推至12世纪(他的一部代表作就是《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而且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对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兴起情况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哈斯金斯关于中世纪西欧大学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该书是以哈斯金斯1923年在布朗大学的三次讲座为基础整理而成)对西欧最早的大学发展、中世纪的教师与学生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而又饶有趣味的探讨。该书的中译本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4月版，梅义征译)，它使我们对中世纪西欧大学的总体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读完哈斯金斯教授的《大学的兴起》一书，对中世纪西欧大学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一是关于中世纪西欧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关于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基本面貌，三是关于中世纪西欧大学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就第一方面而言，哈斯金斯在掌握大量原始手稿、书信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上，为我们描述了西欧早期大学的形成过程。从11世纪末叶开始，由于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这既与十字军东征有关，也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由于商业和文化等原因与阿拉伯人的密切交往有关)，那些在西欧湮灭已久的古典文化成就，如亚里士多德哲学、欧几里德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以及罗马法文本等，纷纷流回西欧，从而开启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在这个知识复兴的过程中，西欧的大学也应运而生，在一些零散的专业学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普通研究班(StudiumGenerale)。这些普通研究班的联合体被称为Universitas，但是它最初的含义只是指一个行会式的学生社团或师生社团。在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和萨勒诺等地，在11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以法学教育和医学教育为主的大学雏形。而在12世纪的法国，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巴黎大学。1200年，巴黎大学获得了国王颁发的王室特许状，从而使大学向学生所颁发的结业证书(学位证书)具有了法律效力(这种证书后来成为学生在欧洲各大学执教的必要凭h2)。刚建立的巴黎大学包括四个学院，即人文学院、教会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其中人文学院是教师人数最多的学院。
　　“大学”(Universitas)最初只是一个中世纪行会式的学生法人社团，它的宗旨是代表学生与大学所在城镇的居民在房屋租金、书本价格以及教师薪酬等方面进行讨价还价，与学习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学”最初既没有自己的校舍和教室，也没有董事会或政府的财政资助，学生上课的地点通常是在租借来的教会厅堂或者学生宿舍，后者被叫做Colleges，后来就成为固定上课的场所，即“学院”了。在巴黎大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学院”逐渐成为大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学生接受教育的场所，而“大学”本身的功能则仅限于举行入学考试和授予学位等行政事务。
　　在12世纪后期，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一批英国教士遵从英王的命令离开巴黎大学，回到英国牛津镇建立了大学，这就是牛津大学的开始。1209年，由于牛津大学的学生杀死了一位当地妇女，国王下令绞死了几位学生，三千名学生离开牛津出走，其中一些人在剑桥镇建立了普通研究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剑桥大学。至于欧洲的其他大学，如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等，都是14世纪以后才相继出现的，这些大学在创建的过程中几乎都是以巴黎大学作为范本。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已经建立了80多所大学，而近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可以说都是在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对于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基本面貌。哈斯金斯也作了 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在基督教信仰笼罩一切的特定文化氛围下，西欧早期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逻辑学和辩证法。虽然这种以亚里士多德演绎三段论为基本模式的逻辑学和以抽象玄奥的神学问题为基本内容的辩证法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色彩，但它毕竟培养了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的素养。哈斯金斯强调：“三段论法、辩论法、为支持或反对特定命题而依据一定的规范对论据进行整理，所有这些在一个法律与医学并重、哲学与神学并行的时代，都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习惯。”(第20页)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学术传统中注重逻辑、崇尚理性的精神倾向，即使是对于那些神秘玄奥的神学问题，也总是要用逻辑来加以论证(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世纪神学家们对上帝存在的各种逻辑证明)。除重视逻辑之外，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训练也是中世纪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虽然中世纪的人文学科除了形式主义的逻辑学和文牍主义的修辞学之外，主要就是繁琐抽象的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是它们却被规定为法学、医学和神学的共同基础。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如果不首先修好“七艺”(即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不可能继续去深造法学、医学和神学的。这种注重人文知识的态度，对于我们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中世纪的大学教育虽然难免受到基督教信仰和教会体制的掣肘，但是除了神学教育之外，在法学、医学和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教师和学生们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由于没有经济上的资助者和行政上的监管者，中世纪的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是自我管理，敝帚自珍的。”(第32页)在法律、医学、数学等领域，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教学和争论。在大学里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只是在涉及亚里士多德体系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时，人们才被要求按照教会的正统观点来进行理解。许多后来被教会斥为异端的思想，最初都是在大学里孕育的。更重要的是，从产生伊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就被国王们赋予了免受世俗司法审判的特权。1231年的教皇诏书不仅确认了教师和学生享有世俗豁免权，而且还承认他们具有“制定章程和条例，规范讲座和研讨的方式与时间、着装”等权利。在贯穿于中世纪历史的教俗之争的背景下，教会与世俗王权都把大学作为争夺的对象，其结果反而使大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13世纪以后，教会虽然试图加强对大学的控制，指派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那些信仰虔诚、学问精深的经院哲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占据大学讲坛，试图把大学变成培养“上帝的学者”的场所。但是这种重视却进一步使大学成为思想论争的热土，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异端思想。
　　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学生生活更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来自欧洲各地的大学生生性活泼、无拘无束、思想自由、行为放纵。他们爱吵闹、好斗殴，经常与当地的居民发生冲突，双方械斗致死的事情时有发生(上述剑桥大学的起源就与此相关)。在学生上课的学院周围，有各种娱乐服务设施，如酒肆、妓院、糕点铺、铁匠作坊(大学生们通常都佩带短剑)等等，一些行为不端的学生下了课就去青楼酒馆寻欢作乐，放荡形骸。中世纪大学生的这种自由散漫作风，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仍然可见一斑。在一些大学里，修辞学演变成为一种教大学生们如何以雄辩的方式来向家长索要钱财的书信写作体例。在大学里还流传着一些教学生如何邀请老师赴宴、如何请老帅免费沐浴的工具手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老师在学位考试时高抬贵手。在这些工具书中，最有趣的一本名为《准备上大学并想在此赚钱的学生必读》。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得许多来自乡村的学生都想方设法推迟毕业时间，以便在巴黎、牛津等寻欢作乐之地多享受一些人生的快意。
　　中世纪西欧大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大学的兴起》・书最富于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中世纪西欧分散落后的封建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保存和传播知识的中心，而且是克服狭隘孤立的地方主义、维系思想文化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重要堡垒。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庄园经济和藩国林立的封建制度环境下，大学与教会一样，成为把分散闭塞的欧洲社会统一起来的重要纽带。如果说罗马天主教会是通过有形的教阶制度和教会组织把分散的西欧社会统一起来的话，那么大学则是通过无形的知识和思想把西欧社会统一起来。一个大学生，只要在大学里拿到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这二者最初并没有等级上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就可以到欧洲的任何一所大学里任教，这样他就把同样的知识和思想从巴黎和牛津带到了罗马、那不勒斯、布拉格、维也纳、勃兰登堡或者斯德哥尔摩。哈斯金斯在《中世纪观念的传播》一文(该文作为《大学的兴起》一书的附录)中写道：“从其确切的定义来讲，普遍性的教育是对各个国家的求学者开放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带着书本、笔记和头脑中的知识自由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这些条件保证了相隔遥远的学术机构之间能够很容易地进行交流，同时也便于受教育的阶层快速地传播知识。”(第92页)在近代工业化进程在实践领域中把西欧联结成一个整体之前，中世纪的大学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在思想领域中推进欧洲的统一运动了。
　　在中世纪，由于欧洲人尚未能掌握活字印刷技术，书籍的复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和教材不仅数量极少，而且价格非常昂贵，绝非一般人所能问津。大学通过接受捐赠等途径，积累了数量较多的书籍。事实上在中世纪，大学和教会、修道院一样，成为社会上仅有的几个书籍收藏所。在大学和教会之外，社会上通常是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都可以找到书籍的。教师和学生需要阅读书籍，一般都是通过租借的方式，这样费用既低廉，阅读的范围也要大得多。据哈斯金斯记载，早在1286年，巴黎大学就有138种书籍可供租阅；到了1338年，巴黎大学的索邦图书馆就已经拥有1722册书籍了。这个数字如果与我们今天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比，都是极其可怜的，但是在当时，这个藏书量是相当可观的，它几乎已经包含了那个时代人们所能了解的一切知识。由于大学成为图书租借和出版中心(中世纪写书的人主要是大学教师兼神学家，他们写的书通常都是作为大学教材)，所以大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知识传承和传播的中心。中世纪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就如同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是在大学里日积月累地发展起来的。
　　在哈斯金斯看来，中世纪大学留给现代人的遗产既不是建筑物(因为中世纪大学最初并没有自己的建筑物)，也不是某种特定的教学形式和仪式，而是大学制度。这种制度首先表现为一种把教师与学生联系起来的组织或团体，即大学，这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组织(它是以学术和思想作为唯一纽带的)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其次表现为一种学习课程的观念，在其中学习的时间、主题和获得学位的方式等都有着明确的 规定，这种规定使得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不再像古希腊的学园教育那样具有随意性。第三表现为学科的划分和学院的设置，这种多学科的大学建制使得学生们不仅可以学到专业性的技能，而且也可以受到综合性的人文知识训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一种以学术为神圣的传统，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和大学体制如何改革，“但大学的主业从来就没有变换过，即：培训学生和保持学习和探究的传统。拉希达尔是这样说的，中世纪大学值得荣耀之处在于‘学问的神圣化’，且这种荣耀和幻想还没有从这个星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现代精神的摇篮”(第16页)。
　　哈斯金斯在书中引用了中世纪的一句老话：“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帝国，法兰西人有学问。”(第13页)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通过《凡尔登条约》把查理曼帝国分为东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三者分别成为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的雏形。意大利一直是罗马教皇的教廷所在地，德意志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而法兰西在中世纪重要的成果就是创建了巴黎大学。到了近代，罗马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神圣罗马帝国更是一蹶不振，法兰西却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心。无论是17世纪的古典主义，还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是从法兰西扩展到整个欧洲的，从中世纪法兰西人的“学问”根芽中盛开出璀璨的近代文明之花。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丹纳甚至认为，近代法国人教会了欧洲一切开化或半开化民族“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参看丹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在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中，法兰西与英格兰成为两个无可争议的领航者，而这两个国家恰恰也是中世纪最早孕育滋生综合性大学的温床。
　　由哈斯金斯的《大学的兴起》，不由想起2006年10月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博士在武汉大学所作的一次公开演讲(演讲题目“什么是大学?”)。威廉姆斯曾经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后来出任英国圣公会的最高圣职――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演讲中指出：“健康大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保证科学研究不是出于政治或商业利益，而是出于独立的学术关怀……大学也是追求‘人文教育’的地方，‘人文教育’指的是那种统领一切的普遍价值。人的本质是求知，而求知就是人终其一生都要从各种多元思想和想象中汲取养分。”在这段演讲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大学传统中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即以学术为神圣和注重人文素质陶冶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恰当地称为“大学之魂”。当今中国的大学，其建筑规模不可谓不宏伟，其师生数量不可谓不庞大，其教学手段不可谓不先进，但是这种以学术为神圣、以铸造人文精神为要旨的“大学之魂”是否尚存却确实是耐人寻味的。倘若有一天，我们猛然发现从中国现代大学中培养出来的竟是清一色“有技能无文化”的标准螺丝钉，那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责任编辑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