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校崇拜”到“唯才是举”】名校崇拜

　　曾经有一位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到一家出版社应聘编辑助理的职位，尽管他大学时担任校报主编，有在主流媒体实习的经历，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还有国家重点刊物上的文章，但因为他毕业的学校是一般高校而非“名校”，用人单位连他的简历都没有收。
　　如今，一些用人单位越来越崇拜所谓的“名校学历”。他们眼里的“名校”，有的是指高考参加第一批本科录取的学校，即俗称的“一本”学校，有的是指“211工程”的百所高校，有的则更是把它缩小到“985工程”的30多所高校。一些用人单位的“名校情结”愈来愈强烈，进人的大门只向这些“名校”毕业生打开，“非名校”的学生被打入另册。据复旦大学公布的《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在“大学生眼中求职重要条件”中，“学校名气”首次被大学生认为是第一位的，本应放在首位的“学习成绩”、“个人实际能力和素养”却排在后面……
　　有的用人单位更甚，他们查“是否名校出身”已经查到了中学上。在一次招聘会上，负责招聘的人说：“哪怕是名校大学生，也要查查他高中在哪里上的，是不是也从名校毕业?否则，他的学习习惯肯定好不了。”或许有一天，一些单位恐怕要查人家小学、幼儿园是在哪儿上的，是否也是从“名小学”、“名幼儿园”出来的。
　　这种对“名校学历”的崇拜最初源自“学历崇拜”。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白卷先生”成了英雄，这是对知识、对人才的贬低与蔑视，结果导致的是社会的退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人们认识到，有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是能否取胜的关键因素。因此，恢复高考后，人们开始重视学历、重视人才。因为学历是检测一个人知识水平的标尺。人们对学历的追求，既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种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由于某些片面的、形式主义的观念，导致了一些人产生了“学历崇拜”的思想。其实，学历只是一件“外衣”，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才是本质的东西。“学历”与“能力”的关系，正如“椟”与“殊”的关系。但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只是“椟”，而忘记了“珠”的存在。他们崇拜的只是“学历”这一外壳，至于“内核”，他们反倒不在意了。
　　随着我们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量增多，人们对“学历的崇拜”转变到对“名校学历”的崇拜。他们在招聘、选人、用人等方面，不是考察学生的实际能力，而是眼睛只盯着是否是“名校学历”上。除了看“最高学历”是否是“名校”的外，还要看所谓的“第一学历”是否也是“名校”的了。其实，“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本身就意义含混。一个人的“第一学历”是什么?应该是小学或幼儿园的学历吧。但这里的“第一学历”指的却是本科学历。现在，不少单位在招聘人员时看重“第一学历”是出自哪所高校，受阻于“第一学历”门槛而被拒之门外的人不在少数。有一位本科毕业生在就业时因学历不过硬而与理想的单位无缘，倍受刺激的她下定决心非拿个更高的学历不可，但当她捧着英国大学金融学硕士学历回来时，却发现仍然摆脱不了“第一学历”非名校出身的阴影，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回复是：“您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本科不是重点大学毕业，因此，很遗憾地通知您不能获得笔试资格。”无独有偶，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毕业生到吉林省一所高校求职，刚接触时，那所高校对他很有兴趣，但一查他的“第一学历”发现这位博士毕业生在大学本科时读的不是“名校”，于是将其拒之门外。这种对“名校学历”的盲目崇拜，甚至出现在学历上查“三代”的荒谬举动，它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不可小觑。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在人才选用上出现失误，既影响用人单位的健康发展，也会贻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大业。
　　那么，如何消除在“学历观”上的种种错误认识与做法，真正做到“唯才是举”，人尽其才，让每个人都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
　　首先，要冲破偏见的束缚。重视学历，本质上是要重视拥有某种学历的人的实际学识与能力。客观地说，具有某种学历的人比普通人在专业知识与文化素养、胸襟与视野、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知识与能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拥有某种学历只能说明掌握了某方面的书本知识，而社会所需要的则是其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能力与机智应对周围世界挑战的能力。知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成功地转换成相应的能力，才有实际的价值，否则，学历只是一张“中看不中用”的纸而已。在有些人的脑海中，“名校”毕业生水平必然高于一般院校毕业生水平，211、985=高素质，非211、985=低素质。这种偏见是十分有害的。
　　应该说，出身名校的学生视野更广阔，思维更活跃，而非名校毕业的学生更能求真务实，学习自主性更强。与此同时，名校毕业的学生有的可能眼高手低，这山看那山高，而非名校毕业生由于接触的名师少，国际交流的机会也少，因而视野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在一些单位“非名校学生不招”的时候，有的单位反其道而行，指定“不招某些名校的学生”，说明在实际工作中，名校生与非名校生各有优劣。
　　至于学历查“三代”，不仅查本科“第一学历”，而且还要查中学是否名校毕业，这种做法就显得有些荒谬可笑了。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331名参与者(青年约占95％)中，69.9％的人认为用人单位看重“第一学历”不合理，50.3％的人认为，看重“第一学历”“是一种就业歧视，将影响真正人才的选拔”。在分析“第一学历”被看重的原因时，42.6％的人认为，“名牌大学念的本科，综合素质、人脉、专业基础等方面比其他院校强”，但也有45.1％的人认为，“第一学历”为名校毕业的学生，只能说明他们高中阶段“应试很厉害”。
　　应该说，本科不是名校毕业，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一方面说明这些学生要比身在名校的学生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因而付出的努力也比名校学生要多，另一方面，也能充分说明这些学生无论在自学能力还是专业水平上是非常不错的。共青团中国人才栋梁工程的罗琳也认为，即使本科不是重点院校毕业，但如果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研究生学历，说明其在学习能力、专业水平等方面与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差别，不应区别对待。
　　其实，在许多地方，不是出自名校，甚至没有学历的人脱颖而出、做出巨大贡献的不胜枚举。当年梁漱溟考不上北大，蔡元培慧眼识真才，破格让他当上了北大的教师；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本人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松下电器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制造人才的公司”。比尔・盖茨、马云、李嘉诚、袁隆平等，他们并没有令人羡慕的“名校”学历，但他们却成功了。这么说，并不是要让人们放弃学历、轻视文凭，而是不要排斥那些非“名校”毕业的学生，要让每一个学有所长的人有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 　　其次，大力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有人说，对“名校学历”的崇拜，表明用人单位对某些一般院校的本科教育质量不信任，而对“第一学历”的崇拜，更表明用人单位对某些学校甚至名牌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不信任。这话有一定道理。因此，狠抓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当务之急。
　　从本科教育来看，由于连年高校扩招，一些学校师资力量难以跟上，高校教师本科教学任务普遍加重，加之科研任务压头，教师难以有充裕的时间潜心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某些高校一味向钱看，片面创收，导致学历、学位管理混乱。有的开设各种名目的课程班，提供这样那样的“学位”。一些高校全力争得办学自主权后，便大办辅导班，借辅导之名，行贩卖文凭之实。有些政府官员和国企负责人打着捐资助学的旗号，给学校拨款、捐钱，间接买学位、文凭，出现了真的“***”。一些高校的独立学院、成人教育纯粹是为了“创收”，不顾办学条件，盲目地扩大招生，增开新的专业，教学质量却难以保证，严重地影响了本科教育的质量。
　　从研究生教育来看，以前一个导师带一两个研究生，现在呢，一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加上还有本科教学任务，他哪有那么多精力来辅导自己的研究生?有的研究生一年到头难见到导师一面，有的导师甚至在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还问：“这是谁带的研究生?”可想而知，导师对研究生的辅导是少而又少。研究生教育含金量的下降，不仅出现在一般的高校，也出现在某些名牌高校。近年来，某些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滑坡，“一只茶壶数十只杯子”、导师变成了“甩手掌柜”、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频出，这些现象，无疑让人们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产生了信任危机。
　　再次，降低人才准入的门槛。如果我们目前还不能做到不拘一格去选拔人才，那至少要降低人才准入的门槛，让真正有才的人有一个展示他们才能的舞台，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剥夺他们的入门资格。现在，一些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本来中专生可以做的事，非得要求大专生、本科生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来做。这从招聘公务员的条件中可以看出。公务员招聘，不管是厅局级，还是县处级，最低学历要求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有的特地标明要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至于通过自考等形式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的学生，根本没有与全日制本科生同场竞技的机会，更别说真正跨入公务员的大门了。社会上的就业招聘，一般也以本科学历为底线，一般的大专生、中专生、技校生已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难怪在广东的一次人才招聘会上，那位专科毕业的女生会如此激动地含泪质问：“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这种一味“就高不就低”的做法不仅严重浪费了人才资源，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让每个人“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且导致教育结构失衡(大专、中专、技校生源急剧下降，难以为继；不少中专、技校只好停办，或重新改办高中)，加重了老百姓的家庭负担(子女没有高学历就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国家的教育负担(国家不得不满足老百姓对高学历教育的需求，扩大教育规模)，进而影响我们整个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在设置学历要求时，要因岗位而异，尽可能降低人才准入的门槛，不要盲目拔高学历要求，更不要盲目追求“名校”毕业。正如北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石中英教授所说：“有能力做好工作就行了，你管他本科是哪个学校的干嘛?”当然，降低准入门槛并不是放低对人才的要求，而是不让人才因门槛过高而失之交臂，从而选到真正有用的人才。
　　最后。纠偏需要综合努力。“名校崇拜”的另一面是“非名校歧视”，它不是一个方面因素造成的。因此，纠偏需要多方面的综合努力。第一，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如果一个行业具备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那么，这个行业就较少出现形式主义的“名校崇拜”，而是更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英雄不问出处”。因为，如果某个单位所用的人才只是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那么，它必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二，对于那些市场竞争不是非常充分的单位，上级部门设置的考评指标就必须科学。如果上级部门看的只是你这个单位有多少名校生、多少硕士生博士生，那么，这些单位当然就只会重视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而不去重视本质的东西。第三，要建立科学的人才准入与退出机制。是不是人才，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人才，就为其设置上升的通道；不合格的，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这样，即便在入门时失误，也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第四，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事实上，在就业时将“非名校生”排除在外，事实上已涉嫌就业歧视，我国的法律法规也应该像韩国立法禁止年龄歧视那样，禁止这种歧视。
　　让人欣慰的是，厦门大学礼聘毕业于晋中师专，只有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的《黄河》杂志谢泳先生为该校文学院教授，就为打破目前某些僵化的体制开了一个好头。谢泳先生虽然多年来一直被称为“民间学者”，但成果颇丰，出版了《禁锢下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诸多著作。厦门大学此举体现了什么叫“唯才是举”，让人想起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蔡元培礼聘陈独秀、徐悲鸿登门拜请齐白石的往事，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