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孔子论语

　　内容摘要：《论语》作为孔子言行最初的也是最可靠的记录，无疑是还原孔子形象的最佳材料,它记录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本文重点分析了孔子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和言语方面的矛盾，从中见出了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关键词：《论语》 矛盾 孔子
　　
　　在一轮轮盲目尊孔和极端批孔的浪潮中，人们已然离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了。正李零先生所说“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细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学说乃至实际做法有不少矛盾之处，而正是这些相互抵牾的地方，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
　　
　　 一.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
　　
　　孔子欣赏的生活方式是简朴寡欲的。他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食宿方面，孔子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他曾大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衣着方面，孔子赞赏的是不随意铺张的穿着。他曾表扬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
　　孔子虽然肯定不注重享受的生活态度，但与之相悖，他在衣食的品质上都提出了诸多要求。根据《乡党》篇的记录，孔子的饮食至少要精细、新鲜、刀工好、色香味俱全、时间合宜、搭配得当；孔子的衣服则要制作精美、饰物精巧，不同场合、不同季节要有不同的衣服，不同颜色、不同质料的衣服必须合理搭配穿戴。精细的食物完全不是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述而》），讲究的衣物跟“衣敝�袍”也相去甚远，这是孔子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孔子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而实际操作时却又十分注重物质享受，这种矛盾使孔子大有“借别人的生活方式推崇简朴的生活以及摆脱欲望牵累的精神独立，自己却沉醉于以极其精致的物质为基础的乐趣中”的嫌疑。但仔细分析，这对矛盾展现出的孔子的风貌绝非如此。
　　首先，孔子肯定的并不是贫苦的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身处贫困的环境中，能够无欲无求、不嫉妒不自卑的怡然自得的心境。他并不是为了追求贫苦的生活而选择俭朴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抵制较高的生活品质，他只是反对“士而怀居”（《宪问》），认为士如果过分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影响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第二，孔子能够吃苦，而且能在贫苦的环境中毫不抱怨。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且他能够坦然回看这样的过去。另外，孔子与弟子在陈绝粮的时候，随行弟子纷纷有愠心，孔子却能保持自己端正的心态，并从容不迫地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可见，孔子能够吃苦，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他不会做秀似的一味追求困苦的生活。第三，孔子对于食物、衣着的诸多要求，其实来源于一个“礼”字。孔子是一个重礼的人，他欣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礼节仪文在孔子看来，与质朴的内在一样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条件不足的状况下，他并不强求实践这些礼仪，他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由此可见，对孔子而言，“一般地说纯粹外形式的仪文并不很重要”，他更重视的是心灵的信仰。
　　从孔子的生活方式中的矛盾，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的平凡人，他并不是一位天命所定的圣人。这种苦难的历练没有使他颓废，而是使他展现出一种能够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风范。同时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学究，而是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然而正是这一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事实，更证明了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的平凡老师，一个重视礼仪但更重视内心真实情感的知识分子。
　　
　　二.言语方面的矛盾
　　
　　关于言语，孔子明确地提出了“讷言”的主张。孔子说君子应该做到“慎于言”（《学而》），并且“欲讷于言”（《里仁》）。他甚至表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仁”在言语方面的表现是“其言也�”（《颜渊》），而且认为为政者应该“不以言举人”（《卫灵公》）。
　　孔子肯定“讷言”的同时，还坚决反对“巧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于“巧言”的评价共有四处――《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同；《公冶长》篇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孔子多次批判“巧言”，可见他对于花言巧语是非常反感的。这种对“巧言”反感的态度正与孔子对“讷言”、“慎言”肯定的态度相对应而达成一致。可是，孔子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完全实践“讷言”、“慎言”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之处。
　　一方面，孔子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讷言”。首先，孔子的语言常富有辩证色彩。比如，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能否兴邦或灭邦的问题，孔子都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子路》）回答，并辩证地分析一言兴邦或灭邦的不同条件。如此正反辩证论述，令人很难找到攻破点。第二，孔子常常能用巧妙的语言应对各种刁钻的问题。比如说，宰我问孔子，是不是告诉追求仁德的人“井有仁焉”，那人就会跳下去。这可以说是针对孔子的理念提出的难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回答应该跳则显蠢，回答不应该跳则似贪生怕死不敢为仁献身。孔子却转换角度，说不应陷害君子、愚弄君子，使宰我所问的情况失去了发生的可能性，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孔子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有违背“讷言”标准的时候。孔子在接见蘧伯玉派出的使者时，问使者蘧伯玉在干些什么，使者的回答是“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这样的回答确实高明：既实事求是，又没有折损蘧伯玉的面子。闻使者之言不由让人想到蘧伯玉坚持不懈提升自我的过程，虽然还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行为值得称赞。使者这么高明的言语与孔子“讷言”的标准相去甚远，可孔子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使乎”，好一个使者。
　　而对使者的评价，孔子没有遵循“讷言”的标准。他为这位使者重设标准的原因是这位使者有三大优点：一是诚实，二是为人谋而忠，三是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孔子所斥责的巧言之人，是阿谀奉承、居心叵测的那类人；他肯定的讷言之人，正是不以巧言为伪装而隐藏自己不良用心的人。因而，孔子肯定“讷言”、反对“巧言”，并不是肯定没有口才本身，也不是否定口才好本身，而是赞同不用口才强辩掩饰，他最注重的是心善。
　　孔子在言语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思想标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确实，孔子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自己的要求，偶尔也会设定双重标准。然而，这不表示孔子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只能说孔子关于对言语要求的言论没有深入地论述，他只是一再强调心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讷言”，这是孔子言论上的漏洞，也证实了孔子是一个平凡的而非完美到无懈可击的人。但换一个角度看，孔子又是一位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位善于“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一位口才好且正直的从政人才。
　　《论语》中，孔子表现出来的矛盾远不止以上所述两点。比如说天道观的矛盾、对管仲评价的矛盾以及出入世的矛盾等，因前人已论及，本文不做分析。
　　由上述矛盾可以确定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他绝非完人。至于圣人，孔子自己是不承认的，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这不是孔子谦虚，而是他确实不符合他自己定义的圣人标准。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的“无为而治者”（《卫灵公》），而孔子则是辛苦奔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此其一；其二，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而自己只是次之的“学而知之者”（《季氏》）；其三，孔子认定的君子都出身较高，更何况是君子之上的圣人，而他自己则是“少也贱”（《子罕》）。
　　其实，圣人不需要论出身，不需要有先验的通天本领，更不需要无为地被当成道德的模板；能有坚定的，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的信仰，能有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修养的实际行动，能有教导他人的智慧和诲人不倦的毅力，能够在后世留下长久影响，成为多数人心中的楷模，才是“圣”的体现。而最重要的是圣人的最根本属性是人，是人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完人。孔子正是这样的圣人，他的言论、行为出现的矛盾更在展现着他不平凡的一面。这些矛盾，究其根源是为了追求他坚定信仰的“仁”；他追求仁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想要“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一部《论语》，记录下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还原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哀的较为真实的孔子――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但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一个偶尔会设定双重标准但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能帮助学生打破思维定势的传道受业解惑者，一个口才极佳但不得重用的孤独从政者――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481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47页。
　　[3]李零《丧家狗：我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2页。
　　[4]下引《论语》只记篇名，不详注。
　　[5]徐文《中孔子思想的矛盾小辑》，《文教资料》，2008年4月号中旬刊，第4至6页。
　　[6]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第247页。
　　
　　陆燕婷，扬州大学09级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