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治国困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谁说的

　　清宣统三年（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11时，沪宁线上海站在礼炮声中开出一趟花车专列，火车上挂满了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这是程德全、宋教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设计的国旗。专车经苏锡常各站时，都有上千组织起来的民众高呼着“共和万岁”、“总统万岁”列队迎送。下午5 时，车到南京下关，政学军商以及各国驻南京领事早已在车站等候。车上被众人簇拥的那位刚由美国经英、法等国以及香港，从上海入境的男子缓缓走下车来，炮台、军舰同时鸣炮二十一响。孙文，他将开启民国纪年。
　　 改朝换代
　　 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公元1912年1月1日。是夜10时，孙文已来到如今的江苏省政协大厦，这里曾是朱元璋的“汉王府”、太平天国“天王府”、两江“总督府”，从现在开始，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地。数百位各省及海陆军代表，在昂扬的军乐声中观礼，孙文就在这种西方式的欢庆气氛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大总统。
　　 没有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孙文身着长长的燕尾服般的西式礼服宣誓：“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一段极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从这天午夜起，中国数千年“帝制”的政体模式，开始转入“民治”时代。
　　誓词的第一句继续了他1894年在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项任务看来就要达成了。全国22个省，已有17个省通电起义脱离清政府。而“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这句誓言则要艰难得多，民国之难建、民主之难行、民生之多艰，这位在海外时间多过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孙文马上就要一一面对。
　　 1 月8 日，孙中山开始了举债建国的艰难行程。这一天，他批准发行了1亿元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然而临时政府刚成立一周，中国人还不明白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有何不同、皇上和总统有何区别，这种国债尚无法取信于民，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购买。而在此前16年的时间里，给了孙文无数钱财当经费的华侨们，口袋里也快掏空了。
　　 中华民国这第一笔公债最后只卖掉7%。不要说建国所需，就是对于政府一年的开支也是杯水车薪。 按照实业总长张謇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包括军费、中央行政、外交经费、其他共2 亿两，而海关税、盐税、江浙粤给中央的补贴最多不过1亿出头，还有8千万两的财政空缺――最严峻的是，正在与北方割据力量抗衡的军队如何养？
　　 尽管财力匮乏，但革命军宁肯沿着宁沪线行军，也不去无偿征调本可利用的、归列强经营的铁道和火车；革命党的资金捉襟见肘，却不干预用于支付外债及赔偿的关税征收。这是近代史上少有的温和起义，它是由一群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群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和头领孙文，以多年来在借力海外的经验告诉自己，没有外国人的支持，他们在中国任何事也干不成。 然而这一次，外国人只宣布中立，没有一个国家给他资助。
　　 借贷无门
　　 人称“孙大炮”的孙文，素以极具鼓动性的演讲闻名，16年来，凭着他激情澎湃的演讲，在海外华侨中间不止一次地募集到各次起义所需的款项。正因此，他在上海登岸时，岸上的人就有一种戏剧化的期待，所有人都认为他带回了巨额资金。但孙文却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
　　 但是，现在既已建国，公债发行失利后，孙文也只能将眼光投向曾经多次资助过他反清的日本。多年来一直支持孙文的日本三井物产会社提出了用大冶铁矿换贷款的条件，而日本政界胃口更大，开出以“转让”满洲换贷款的协议。日方对汉冶萍公司的欲念使孙文不寒而栗。为了发展日本国内的重工业，日本曾13次向汉冶萍贷款。此次，当日本东京三井物产会社向日本外相及首相征求意见时，日本当即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 万日元给南京临时政府。
　　 就在孙文就职一周那天，一份《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到孙中山和黄兴手里。最主要的条款是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汉冶萍公司创办人盛宣怀立即受到来自南京政府以及日本的共同施压，精明的盛宣怀在审阅草约时，将第十条中的“以上所开新公司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中的“已”字改为“俟”字。一字之差虽然避免了南京政府的尴尬，但一直秘密进行的交易还是被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披露了出来，结果舆论迫使孙中山废约。他回复章太炎的质询时写道：“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
　　1912 年2 月3 日，日本财界、政界代表在拜见孙中山时毫不掩饰地提出转让“满洲”的问题，这是孙文、黄兴在万不得已通过轮船招商局以局产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 万日元时碰到的最大尴尬。究其原因是早在1898年，化名中山樵的孙文在东京拜访内田平良，提出“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那时的孙中山一心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认为满洲并不是中华之地。但时至1912年，临时大总统对12年前的观点已有变化。而最为逼迫他的则是：如果在阴历年底得不到1500 万元，就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而孙文的革命同志中间，也有人开始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有人认为他不切实际、理想主义，严复则认为他“粗率”。
　　 为了刺激美国采取一些资助，孙文将与日本的谈判披露了一点给美国人，但美国这次却不为所动。所以，对日本谈判不得不危险而谨慎地操作下去。日本尚在期待进一步获利的同时，英美各方看到日本撇开了盟友自顾自地发财，大为不悦，于是共同出面阻止了贷款谈判。国内外的压力，终于废掉了日后会造成更大麻烦的贷款条约。但孙文，则不得不考虑如何让这个新生共和国生存下来的其它途径了。
　　 辞职让袁
　　 窘迫的财政危机只是这位临时大总统所遇困窘之一，更为严峻的是政治形势。治国一月，种种艰难局面让他深感非得具有“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十多年来以“驱逐鞑虏”为要务的孙文，虽然一直在思考“建国方略”，并系统地构思过未来中国的方向，但是对于建立和巩固政权却毫无经验，所谓秀才遇到兵，孙文这样的洋翰林，怎能斗得过训练新军、掌握北洋六镇的袁总理呢？于是，请袁世凯出山，以总统职位换取民国生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思路。
　　 10天后，南方革命军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孙文电报，“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而这位被孙文认作应该首推的袁氏，看上去很有耐心，一周都没有给南方任何回音。
　　 于是，伍廷芳又收到孙文电报，命其将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转告袁世凯。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这就是民国政府无奈地向袁氏摊出了以政治妥协换取共和国体的底牌。 孙文亮出底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袁的态度仍不明朗。怒不可遏的孙文再一次致电伍廷芳时，命其揭露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的阴谋，并怒斥袁世凯为“民国之蠹”。一个“和”字之下，孙文在催，而袁氏在等，以静制动。
　　 然而，历史就在此时发生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急转弯。宣统帝溥仪2月12日下诏退位。就在孙文拒绝日本对于“满蒙”要求11天后的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到孙文的辞呈并推荐了袁世凯，孙文结束了自己45天的临时大总统之职。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期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屡请不就的袁氏本不愿做革命党的总统，他希望承清廷之命，召集国会来选举他为总统。可是隆裕太后没有走出袁氏心中最完美的这步棋。袁世凯于是也通过时下最时兴的方式“通电”全国，接受了革命党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孙文的辞职咨文中写道：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速举贤能”。谭人凤和《民立报》馆于17日收到孙文对于让袁的解释，孙文认为，“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吾党不必身揽政权”。
　　如果说孙文在他的临时政府的任职内，前45天为“驱逐鞑虏”而殚精竭虑，那么在他解职后袁未到岗的45天里，就是在为维护共和政体给袁设局。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地在他最熟悉的、根基稳固的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京郊不远处的农民听说，又换上一位新皇上，袁皇上。共和，在这个四万万人口的老大帝国、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还是一个生僻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