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范仲淹_文韬武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著名统帅范仲淹所著的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中的名旬,为后世代代传颂。提起范仲淹,我们首先想到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再其次是以庆历新政为主要业绩的政治家,但很少人知道,范仲淹还是北宋时期最具战略思想的一位帅才。
　　
　　贫苦中的奋进
　　
　　范仲淹2岁时,他的父亲(范墉,曾任徐州军事长官秘书)去世,母亲带着小范仲淹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生活下去,便改嫁到山东一姓朱的富户人家。但朱家上下对少年时的范仲淹并不关心,经常冷嘲热讽,母亲也因寄人篱下而不断劝导他忍让。在这种环境下,范仲淹厌恶奢华,向往自尊、独立、自由的生活,于是他便以读书为借口,搬到了离家不远的醴泉寺借宿读书。
　　范仲淹的奋发苦读与艰苦朴素给寺里的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每天天一亮便煮一小锅粥,待凉了后用筷子划成四份,早晚餐(古人一天只吃两餐)各食两份,这就是被后世赞美的划粥割齑。在寺中的清贫苦读生活不仅为范仲淹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坚毅的性格――宁可在寺中喝粥度日,也不回尊严受辱的家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就这样,在贫困与苦读中长大的范仲淹,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山东(北宋时山东地区属于偏远地区)已经成为羁绊他的牢笼。于是范仲淹告别了母亲,孤身一人,腰挎佩剑开始了游学生涯。
　　公元1011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23岁的范仲淹考入了河南的应天府书院(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所幸当时的北宋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应天府书院免除了所有就读学生的学费,不然一贫如洗的范仲淹根本承担不起,北宋年间又要多了一个失学儿童(青年)了。
　　可以说应天府书院是青年时期的范仲淹的天堂,它不仅有数千册的藏书,还有博学鸿儒作为老师为学生传道解惑,且书院学习气氛浓厚,学生之间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会,这些都使范仲淹的学识发生了本质的飞跃。在应天府学院就读的四年里,范仲淹在博览儒家经典著作及博采百家之长后,理论体系大成,人生观确立,为他今后的政治、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仲淹的大学也上了四年,但与其相比,很多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感到惭愧呢?)。
　　最重要的是,他从众多的名著中理解了中国儒家的精髓――仁。无论执政还是治军,贯穿他一生的终极目标便是以仁治天下:在他从政时期,兴修水利,救民于水火;罢黜苛政,还民于修养;不妄动刀兵,最大程度减少了士兵的死伤;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击侵略者,使边疆人民生活安定;以守为攻、积极防御,使虎视眈眈的西夏大军无力发动侵略战争。从政而广施惠民政策,从军则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都来源于范仲淹从儒家中体会到的“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中国儒家“仁”的终极体现。
　　在应天府学习期间,曾经有同学见他每天老是喝粥,出于同学之间的关心,送了他很多美食,但范仲淹对这些美食看都不看,放在那里任其发霉变质。同学到他的宿舍找他时发现了变质的美食,便很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答道,我吃了你送的美食后便再也不会去喝粥了,但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吃不起美食,为了不让自己以后更难受,所以我只好继续喝粥了。从此处可以看出范仲淹,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具有洞悉人性的智慧――他深刻理解“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人生哲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不给自己“人奢”的机会,也就不会有以后“入俭”的痛苦。在今天的社会里,不谈在校的大学生,就是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又有多少栽在了突如其来、不可复制的富贵之下呢?
　　
　　数次起落见真心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春,范仲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进士,并被分配到安徽广德地区当军法司司长。此后因在江苏省东台治理海堤,挽救了附近众多百姓的生命而被朝廷嘉奖。
　　1028年(仁宗天圣六年),范仲淹被调北宋首都东京(河南开封)任秘阁校理一职,相当于皇帝的文学秘书。他发现当时的仁宗已年过二十,但刘太后仍把持朝政,对仁宗极为轻视,便上书痛斥刘太后的行径。他的上司看到奏章后,吓得私下让其收回奏章,范仲淹却大声斥责上司的趋炎附势,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后,索性再次上书,要求还政于皇帝。当时朝政为刘太后把持,对于范仲淹的奏折自然不加理会,不久,他便被贬到山西当了县公安局长。同僚在城外为他送行时都说:“你虽被贬出京,但却是何等的荣耀啊!”可见范仲淹在同僚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好在三年后,刘太后病逝,仁宗大权独揽后,想起早年当摆设时只有范仲淹为自己鸣不平,于是下诏调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监督百官、上报朝廷之职)。随着仁宗继位日久,骄奢淫逸之心渐起,坠入杨美人、尚美人(后宫嫔妃,地位仅次于后、妃)的情网,准备废黜郭后。范仲淹极力阻止仁宗易后之事,结果被仁宗贬到浙江桐庐做了知州。不久仁宗废黜了郭后,从此后党专权,朝廷再无敢忠言直谏之臣。范仲淹每到一地先探察当地百姓疾苦,在一两年内必解决危害当地百姓生活的灾害。由于政绩上的优异,朝廷多次将他升官重用,但范仲淹只要一接触中央核心,便会不停地向朝廷进言,废黜后党专政,还朝廷清明政治。于是朝廷就一次次把他贬到偏远地区,甚至曾一度欲将他贬到岭南(广东、广西、海南一带),但由于朝廷尚存一些正义之士为他求情以及仁宗始终念及范仲淹为他向刘太后请命之事,没有执行。
　　范仲淹屡次被贬,在江西鄱阳做知州时,他的旧疾肺病犯了,不久他的夫人也病死了。他的好友写了首《灵乌赋》(乌鸦赋)给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以后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巴,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看后立即回了一首《灵乌赋》,其中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可仗义执言而死,也不随声附和而生)充分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
　　宋朝对待士大夫的态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好的,所谓“刑不上大夫”。因此,宋朝的文官多有敢言直谏者,但如范仲淹这样屡次因直谏被贬但却屡次直谏者实属寥寥。如果范仲淹是明朝的言官,恐怕早被皇帝剥皮衔草(把皮剥下来,里面装上稻草填充),摆在下任官员的座位旁边以示警戒了。概因范仲淹的直谏不仅动摇了朝中位高权重的宰相,更屡次“干涉”皇帝的“家事”,使仁宗颜面扫地(范仲淹甚至因为仁宗久无子嗣而讨论过立皇太弟或皇太侄,把皇帝的隐疾拿来当讨论的话题,可想仁宗的心情如何,南宋的岳飞也犯过同样的“过错”)。以范仲淹学贯古今的才学,难道不知道避讳吗?他当然懂得,但在他的心里,皇帝的面子只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天下的兴亡,与这比起来,自己的宦海沉浮、命运多舛以及皇帝的脸面都可以忽略不计。他的道德风范是所有中国人的楷模,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诗词能流芳百世的原因,那正是他一片丹心的真实写照。
　　
　　首战西夏:攻守之争 　　
　　正在范仲淹以为自己要终老在被贬的途中时,北宋西北地区崛起了以李元吴为首的西夏党项人,他们纠集了十万军队,开始进攻北宋的西北边防。由于北宋西北边防军已经有30余年未经历战火,且多为内地士兵,平时思乡情深,战时无力战斗,士气极为低落,因此被西夏军打得节节败退,北宋丢失了大片领土,朝野震惊。
　　在此紧要关头,仁宗终于放下了面子,启用能臣干吏抵挡西夏大军,他封夏竦为主帅,韩琦为副帅,又由于韩琦的举荐封范仲淹为副帅,统领西北边防军。范仲淹来到西北后,了解到宋军军务废弛的现实,主张先稳固防守,待敌出现破绽时再予以进攻。而他的好友夏竦、韩琦却认为大宋岂能任由小小的党项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进攻,应该集重兵与西夏军决战,并直捣西夏的首都宁夏银川。
　　虽然范仲淹极力反对进攻,但他在西北军毕竟人单势孤,公元1041年(庆历元年)正月,韩琦率宋军开始对西夏进军,并寻求与敌军决战的机会。
　　双方在六盘山麓好水川一带遭遇,宋军中伏兵败,16名主力战将和一万余士卒战死。
　　当时的宋朝虽号称鼎盛,但那只是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在军事上,宋朝社会上下极度鄙视士兵,更有地方军在士兵脸上刺字以防逃兵的事例出现,简直把士兵当成了囚犯。在朝廷上,宋朝也是重文轻武,武将只管打仗,不得参与战略方针的制定,甚至不能参与军队的训练,这些都被文官所把持。在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认兵,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一些最基本的协同作战理念都没有,列阵御敌时一旦被敌军冲乱阵型后便再也组织不起反击,军队变成了难民,只知道一窝蜂的逃跑。
　　而北宋在西北设立的堡寨更是由于长期和平而年久失修,兵器铠甲全部腐蚀,甚至出现士兵持枪上战场,稍一用力枪杆便折断的现象。以如此军人使用如此军械,想一战击败以铁骑著称的西夏大军无异于痴人说梦。范仲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极力主张防守。
　　而范仲淹提出的防守策略正是在他对比了敌我双方国力、军力等多方面因素后的最佳战略。西夏建国不久,国内毫无生产能力,所有军费开支甚至包括民用开支都需从宋朝掠夺而来,一旦这条财路断绝,西夏受国内经济实力制约,必然无法再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发动侵略,这将是西夏的一个死循环。而宋朝却国力雄厚,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在边界多筑堡寨防御,同时勤练士卒,选拔将领,团结周围少数民族为己用,再发展屯田以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只要防住西夏军几年时间,敌人自然崩溃,而宋军却可以极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这正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进攻型防守
　　
　　随着韩琦的战败,一直主张防守的范仲淹在西北边防军中逐渐崭露头角。他先是将仍掌控在宋军手中的堡寨修缮一新,更换腐朽的军械,然后将边防军中思乡情切、士气低落、老弱病残的士兵统统遣返回家,空出的名额从附近平民之中招募。这些西北边民由于土地贫瘠,多是上山捕猎的猎户,不仅弓刀娴熟,而且熟悉西北地形,兼之身体强壮,为了保卫家园而士气旺盛,正是宋军士兵的最好人选。
　　同时他还破例提拔多次参加对西夏军作战的老兵担当将领,用他们出生入死的经验来教导统领那些新人伍的本地士兵。最后,经过层层筛选淘汰,宋军西北边防军只留下了一万八千人,范仲淹将这支部队分成六部,每部三千人,平时由统兵将领训练,战时仍由这些将领指挥作战。这样在士兵与将领之间就形成了互相信任、互相依靠的关系,部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产生了。
　　宋军在以往的战斗中有一个很不好的惯例,凡两军对阵,先由低级将领统领本部士兵出击,如果失败再由高级将领出阵。这种机械战法被范仲淹极度痛恨,因为这无异于“添油”之策,是兵家大忌。范仲淹一改这种教条式的战法,在对阵时视敌军多寡及阵型、兵种等因素,以六部兵马组合出击,并采用轮换制,即一部兵马交战一定时间后便换另一部上,这样可以在交战中恢复士兵体力,使宋军体力不足的劣势转变成优势,他的一万八千人马可以连续激战一昼夜而战力不减!
　　另外,范仲淹还十分注重团结西北其它少数民族,在政策上多加扶持,并真心结交部落首领。在短时间内使众多部落投靠宋军,他们中有很多善于骑射之人更被招募进宋军服役,使宋军具备了骑兵突袭的能力,战力大增。而范仲淹的这一“统战工作”还收到了一个更大的效果――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归顺了北宋,便不再与西夏互通贸易,使西夏的经济雪上加霜,更无力进攻了。
　　1042年(庆历二年),经过一年的建设与筹备,范仲淹决定实施他的积极防守战略,开始向西夏边境渗透,以收复北宋的失地。他派自己的长子和归顺的少数民族将领带领多民族联军袭击被西夏控制的马铺寨,以吸引西夏军的注意力。他自己带领剩下的军队向西夏边境挺进,在就要进入西夏领土时下令就地筑城,到此时他的士兵们才知道此次出征并不是为了和西夏军决战,而是来当泥瓦匠的。数千士兵不分昼夜地轮番上阵(三班倒),范仲淹更是以53岁的年纪(古人活过50便算是老龄了),拖着病体与战士一同劳动,仅用了十天时间便筑起了著名的大顺城。它像钉子一样楔进了宋、西夏原来的边境线上,阻止了西夏军对宋境的侵略。李元吴当然不肯让这样的宋军据点存在,便派大军来攻,可当他们来到大顺城城下时,发现周围数十里均被宋军修筑的层层防御工事布满了,宋军依托这些工事,依托大顺城,完全可以抵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李元昊见大顺城不可硬攻,只好引兵退去,从此不敢擅自进攻北宋腹地,生怕大顺城宋军截断其归路。
　　
　　不战而屈人之兵
　　
　　由于范仲淹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北宋与西夏在战略地位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宋军已能做出收复失地的进攻性战略部署,而西夏却因为抢掠不到宋朝境内的战略物资(粮食)而引发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从而引起了更激烈的权力斗争,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进攻北宋。至此,宋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中华历代的杰出军事家层出不穷,但留名后世的多为武艺娴熟,能征善战的宿将,这与整个民族在军事领域的认识有关――中华民族认可的军事家一般均是有勇有谋的统兵将领,而范仲淹显然属于有谋无勇,故对范仲淹的评价也仅是政治家、文学家而已。但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军事家”这个无比耀眼的头衔,因为他做到了孙子称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军事家们梦想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北宋西北边疆的收复与和平;他用自己满头的白发换来了宋军土兵得保性命的喜悦,换来了千万个家庭不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感激,换来了他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以天下为己任。
　　说范仲淹是军事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韩琦等主张进攻的将领只是从战术上来考虑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且其推理过程多为主观臆断;而范仲淹则是从战略角度,全盘考虑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且准确认清了西夏军虽战力强悍却不能持久的弱点,并用坚壁清野(断绝西夏军队后勤补给)、分 化瓦解、筑城推进的方式直指西夏军队乃至整个西夏国的软肋,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军事行动所不能完成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削弱西夏的军事力量。自范仲淹升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到西夏军无力进攻,他的战略目的异常清晰,且从未动摇。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使战力低下的宋军击败了强悍的西夏铁骑,保住了北宋西北边疆的安定。
　　
　　春老未还家
　　
　　在西北边境战事平定后,仁宗终于看到了谁才是治世能臣,他调范仲淹回京就任枢密院副使(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让其迅速拿出改革方略,于是历时仅一年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方略分十个部分,其宗旨便是剥夺旧有的腐败官僚的一切权利,还社会以公平、公正。但由于遭到旧官僚的拼死抵抗以及仁宗态度的摇摆不定,使得庆历新政最后无疾而终,范仲淹再次被贬。即使这样,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初衷未改,他在地方执政期间仍推行变法,为百姓造福。他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基金会以帮助穷困百姓的人――1049年,他在杭州做知州时,将全部积蓄拿出来购买田地,并请专人负责管理,收入自己分毫不要,全部用来救急附近的穷苦百姓。这一做法感动了全国百姓,均以“圣贤”而尊敬他。
　　当年范仲淹在构筑完大顺城返回途中,便感到自己身体的每况愈下,曾写诗道“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旅途啊。可天下间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范仲淹也知道这个问题的无解,但他要凭着自己的一腔浩然正气为这天下做完自己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为天下百姓谋取最后一份福利。
　　
　　小诗中见大道理
　　
　　《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首小诗是范仲淹晚年所作,词语朴实无华,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却发人深省。
　　往来的游客(即历代执政的官宦贵族),只喜欢鲈鱼的鲜美(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却哪里知道打渔的人驾驶着一叶小舟,为了生计而与风浪搏斗的艰辛啊(装作不知道或根本不顾及劳苦百姓的艰辛)。
　　从范仲淹的这首诗中,我们能体会出作者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能从奢侈的享受中看到百姓的劳苦便已殊为不易,而范仲淹更是借此诗劝诫(由于社会形势的原因,也只能是劝诫)当权者能体会到百姓的疾苦。
　　在范仲淹看来,政治家、文学家的光环,都只是为了自己毕生的信念服务罢了,而他的信念又恰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注定了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在明知道这个信念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苦与悲伤时,仍义无反顾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后世的我们为之敬佩不已的范仲淹。我想,他并不在意后人对他的评价,政治家也好,文学家也罢,甚至颇有争议的军事家都无所谓,因为他站在了道德标准的更高层面上――为了华夏百姓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角度看,范仲淹是否被后世评价为军事家还重要吗?